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的一部分课程，便达到了当时哥大研究生的规定学分。1916年11月，他考过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成绩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同年8月初便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是“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哲学 方法之进化史)”，一连写了近九个月才写成，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多达243页，真是皇皇大文！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他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五个洋教授，一个洋博士。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两个老头昂昂地坐在当中。① 这六位主考中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他们的中国学问实在可怜巴巴，对这些人谈先秦名学简直可以说是对牛弹琴。胡适叽哩咕噜报告了论文要旨之后，他们便七嘴八舌地提问、诘难，问答往复，直考了两个半小时。口试考过，结果是很不理想，② 然而七年的留学生活总算结束了。

    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正迅猛展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得此美差，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9年2月，胡适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修改，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封面上竟赫赫印着“胡适博士著”五个大字。各种报章杂志上“胡博士”的头衔更是满天飞，“博士”简直成了胡适的专称，大有非胡适莫属之概！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起问题了。

    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后来于1957年出版，③ 上面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这不就成问题了吗？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④ 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发现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这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⑤

    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⑥ “之三”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其中说：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披露胡适的学位问题，宣布胡适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文章里有不少闪烁其辞的话，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消息传出便成了大新闻，并引起疑胡和卫胡两派的一场笔战。

    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后改称《北美日报》)首先发表潘维疆、胡祖强的三篇文章，并用特大字体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头条新闻刊出，说胡适冒称博士，且“冒称一生”云云。于是系铃人唐德刚不得不出而解铃，投书该报提出批评，谓“胡适乃真博士”！⑦

    接着，台北的《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卫胡。⑧ 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二人，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考试“砸锅”、是“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或“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夏君认为只是个“手续问题”，并请已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来作证。

    富氏在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

    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⑨

    1927年时富路得先生是胡适取得学位、领取文凭、接受加带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从我们现在的和旁观的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并不是什么“真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