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役凯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后，忽必烈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地的行政管理之上。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协助，他发展农业、发行纸币鼓励贸易并且征收赋税。总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稳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考虑长期规划。他在尝试中，要求一位名叫刘秉忠的佛教僧人给予指导，刘秉忠是海云介绍给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诗人、书法家、画家、术数家和天文学家。①刘秉忠劝说忽必烈培养、保护和使用被他描述为国家财富的儒士。他还督促这位蒙古宗王开办训练儒士的学校，恢复传统的科举考试并重新引入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最后，他建议为忽必烈的汉地臣民制定不过分沉重的税收和军事义务。除了没有恢复科举之外忽必烈批准了所有的建议。他不希望全部使用汉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讲汉语的幕僚和官员。

    刘秉忠和忽必烈之间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这位蒙古宗王的农耕世界的新分地内建设一座都城。1256年，他们在滦河以北后来属内蒙古清代城镇多伦诺尔以西36里处选择了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夏天的气候比中原北部凉爽，四面环山，水源丰富，足以供应中等规模的城市。它靠近汉人农业边缘地区和蒙古人牧场的边线，距北京约有十天的旅程。①这样，传统的蒙古人就不能指责忽必烈放弃传统而站在汉人一边。然而，忽必烈已对他周围的汉地臣民发出了变革信号。

    对忽必烈的定居臣民发出的另一个信号是名为开平的新城，开平以中国过去的都城为模型。许多建筑的布局基于中国古书《易经》的规定。城分为三个区。外城为方形，由12至18英尺高的土墙包围。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这个区域里的土房和木房里，外城还有几座佛寺。第二个区是内城，容纳忽必烈和他的扈从。高10至16英尺的砖墙包围着内城。建筑在土台上的皇宫大安阁是这个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在宫殿内，“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贴金并且油漆得富丽堂皇。宫中的绘画、肖像、鸟树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惊奇”。②在内城中还分布着许多其他殿堂和官府。开平城的最后一部分是外城北面的猎场，由草地、树林和河流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供忽必烈打猎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鹿。园中还饲养着白牝马和母牛，它们所产的奶，除了大汗和他的后裔之外，谁都不准饮用。③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这些发展，蒙哥必然会对他的弟弟与其汉人臣民的认同不安。蒙哥的大臣们也指责忽必烈避开传统的蒙古法律采用汉人的法律统治他的分地。1257年蒙哥派出两位亲信大臣调查忽必烈分地的状况，揭露出他们声称的大量违法和越权行动后，他们逮捕和处死了几位高级官员。④不过清洗未殃及忽必烈。几个月之后，蒙哥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并且感觉到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忽必烈的协助非常宝贵。第一个问题是已经上升到猛烈的械斗并且破坏庙宇道观的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宗教冲突。第二个问题是征服比中原最富裕地区更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忽必烈和他的汉人谋士可以帮助蒙哥解决儒道之间的争端并且同时帮助他得到中原汉人的忠诚。因此蒙哥在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会面，他们两人重归旧好。事实上，他们都需要对方。

    这次会见后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侣、200位道士以及200位儒士和朝廷官员对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辩论。他要对这两个宗教团体的论战主张进行裁决。道教和佛教都追求“惟我独尊”并且都期待着非宗教权威的支持。辩论的焦点是所谓“化胡”理论（野蛮人的皈依），道教徒坚持认为老子曾离开中国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变换成佛祖并且开始传播佛教学说。他们暗示佛教只不过是老子发展的道教中的一种简单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较落后的印度人。道教的辩护者依据两本古书《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中所找到的证据。①但是，他们的佛教对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对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他们指出包括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在内的早期中国史料都没有提到过这两部著作。八思巴提出这两本书是后来的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