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97]邓如萍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第5章,“党项政府机构”,特别请参看第202—252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夫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党项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做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西夏法典(12—13世纪)》。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14021页。 ③ [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 ① [644]《宋史》,卷486,第14109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8a;卷34,15b—16a。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① [644]《宋史》,卷486,第14024页。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页。 ③ [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名。 ① [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页。 ①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② [644]《宋史》,卷486,第14025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① 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宋史》,卷34,第643—644页;卷486,第14026页;[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② [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② [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页;[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页。 ① 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② 参见本书第229页注①。 ③ [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西夏文译本》。 ④ 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82页。关于仁宗敕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1b—12a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有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I.伊凤阁西夏史论评述》。 ① [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第35—45页。有关1227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页;[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7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