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争夺者。907年朱温后梁政权（907—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905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908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922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500匹马，此举可能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后唐政权（923—937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923年。这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①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5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50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②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年萌发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年去世为止，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