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首先认真观察9世纪末的国际形势，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为北亚强大力量的崛起。人们易于将契丹的崛起简单地归因于唐朝的衰落。但是这只是发生在9世纪末叶一系列复杂变化中的一部分。9世纪40年代初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摆脱了原领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纪以来由突厥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虽然为我们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国史家自然关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疆域包括传统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强大王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广阔的草原地区，然后才是东北地区。契丹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强大的邻部奚和室韦。奚和室韦被征服后，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长城以外的地区，随即转向更强大的对手，先是辽东富裕、强大、组织良好的中原式王国渤海，接着就是中国本身。

    重要的是撇开中国史家关于“野蛮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标准”关系的骄傲自大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是整个人类世界无可争辩的文化、政治和道德中心——而应该试图从契丹人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对契丹人来说，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强大的邻居或“先进”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来，中国还有巨大的、令人惊奇的财富，并且是大量各式各样的商品的生产者。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为游牧民族不能自给自足），一些商品是契丹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还有一些商品则能与邻族贸易或者通过内亚与西方进行交易。

    从安禄山叛乱以来，契丹看到了他们过去的宗主回鹘通过获取唐廷为与其保持和平而赐与的大量金钱和为装备骑兵而购买他们仅有的财富马匹积聚了大量财富。成群结队的契丹人以“使者”的名义进入幽州，他们更急切地盼望有机会得到中国的商品，特别是精美的丝织品，而不是与中国先进文明的接触；同时，把这些使者的大多数留在幽州的节度使，也确实向他们提供了贸易机会，首先是购买契丹的名马。在阿保机之前，契丹对唐朝还没有领土野心。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财富，中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的俘虏，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当这些需求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时，他们就越过唐朝边界进行突袭，将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带回本部。

    在回鹘帝国灭亡后的几十年中，契丹所面临的中国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9世纪40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个极强大的帝国，它的军队不断给予契丹沉重的打击，它的中央军仍能对任何危险的边镇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契丹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河北诸藩镇，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但都从未认真尝试过摆脱唐的控制。

    但是，从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地方的混乱和大规模起义，唐朝的秩序迅速崩溃。在884年黄巢的致命性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唐廷已孤立于首都周围地区，帝国被近50个藩镇所分割，许多藩镇甚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