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的领导成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205—210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和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选集》（英文版）1，第21—59页（有几处有“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文献史》，第80—89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250—25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页有关于**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传记的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② 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号，第431—434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页。切列帕诺夫的《手记》（第299—300页）引了布廖赫尔1927的1月份的意见，说第2、4、6、8四个军将支持左派和**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3和第7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页；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531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陈铭枢的被迫离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③ 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页。R.A.米罗维茨卡娅：《第一个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年，第20—67页，第44页有《关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年1月6日，现存档于苏联国防部。马克·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至201页提供了他在南昌布廖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① 毛思诚：《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月7日条。 ② **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年2月13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19—120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和一些**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广州，2月27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第150—155页。陈独秀之文，载《向导周报》，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页。 ① 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月9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蒋介石曾说，他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们不会拒绝这种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奥斯汀·张伯伦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第13313号（1927年1—3月），附件172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东京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戴解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国租界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月5日，第35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遗孀的自传，黄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页。 ② 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第114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张嘉璈在存档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年在与作者一次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② 乔丹：《北伐》，第102—105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页；《北伐简史》，第104—108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③ 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④ 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① 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载《向导周报》，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50—472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页。《上海来信》，第409—412页；《北华捷报》，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页；关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月19日，第47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820—823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文件，在4月6日对北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记载有：《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37—640页；王健民：《中国**史稿》，1，第276—279页；乔丹：《北伐》，第209—211页（都抱有敌意的偏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32—136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4—355页（这两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② 这里论述的证据来自《北华捷报》，3月19日，第472页，市政新闻：2月份警察局报告；《军事部门会议记录》，第823页，周同志（可能是周恩来）的报告，日期为3月10日以前，报告声称“红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实行。10名以上的罢工破坏者、挑唆者、工厂中反对工人的人已被杀。这个运动对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数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后的几起处决。）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45页。李云汉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文献，对全会作了详细的叙述，有的文献发表在《革命文献》，16，第2689—2695页。又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6—51页；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97—400页，主要根据发表于1927年3月8—18日国民党官方喉舌《民国日报》的决议的译文，载美国国务院893.00/8910，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赫德1927年4月6日的快信。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7页。 ② 同上书，第548页；蒋永敬：《鲍罗廷》，第50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565—568、594—598、660—662页：张国焘：《中国共**的崛起》，第578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5页。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2页）概括地叙述了这些行动。英国的劳工领袖和1927年来华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汤姆·曼于3月19日途经赣州，他在那里得知处决陈赞贤的详细情况。当他在3月25日抵达南昌时，“革命者处于上升之势，但是其他的力量已经取得统治地位”。汤姆·曼：《我在中国之所见》。 ① 陈训正：《浙江和上海的夺取》，载《革命文献》，14，第2231—2309页，第2288页有毕倒戈的情况。 ① 关于当时几份夺取上海的报道，有：《国闻周报》，1927年3月27日。一篇赵世炎（化名“施英”）的文章和几份总工会的宣言，载《向导周报》，第193期，1927年4月6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73—490页。《北华捷报》，3月26日，第481—488、515页；4月2日，第16页。美国国务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总领事高思来电，3月19—24日，有几份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89—91页；和893.000/8906，高思的1927年4月21日的长篇快信：《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报道了3月21日至4月20日的情况。《上海形势报告》，英国副领事包克本所写，日期为4月15日，载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月—6月，第156号，附件2。次要的报道同关于“第二次暴动”的脚注。 ② 《北华捷报》，1927年4月26日，第108页，登载一名中国人的“孜孜不倦的调查”，他报道4名中国人被杀；《革命文献》，14，第2381—2382页，提到国民党第4师张辉瓒将军4月5日的电传报告，他报告有5或6个人被杀；右岸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李世璋4月5日的电传报告，谈到有1名军官、23名士兵和15名平民被杀。 ① 外国目击者的报道，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46—163页；英国外交部，中国第4号（1927年），《关于1927年3月24、25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号；《中华年鉴，1928年》，第723—736页《南京暴行》；艾丽斯·蒂斯代尔·霍巴特：《南京城内》，第117—124页。其他报道载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90—317页。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6—133页。 ② 《革命文献》，14，第2379页有程潜的发表于《东方杂志》（24.7〔4月10日〕第128—129页）的报告；第2378—2383页有其他的报告；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8—129页有森冈的报告。入江认为，杨杰的声明可能是捏造的。美国领事戴伟士认为张辉瓒指挥的第4师（第2军）士兵应对攻击负责。《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58页。 ① 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3页）详细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他给其在华官员的指示，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75—59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和内阁的文件，描述了英国的反应。美国的政策在以下的书籍中有报道：《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64—236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96—317页。 ① 根据政治会议1927年4月1日的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蒋永敬：《鲍罗廷》，第124—126页，全文引了鲍罗廷向政治会议提的建议。武汉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62—575页）中有详细的分析。 ②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的革命》，第72页。查普曼是当时在汉口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医生。蒋永敬：《鲍罗廷》，第138—139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55、/8608、/8609，罗赫德电报，汉口，4月3、4和6日，以及8952号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华捷报》，4月9日，第53、55页；4月16日，第112页，根据一封汉口来信。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6、16、19、37和3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06，电报，高思，上海，3月27日下午6时。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2、9和18页。 ② 《北华捷报》，4月2日，第7、20页；《密勒氏评论周报》，4月9日。资助蒋的确切金额不详，但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数字是300万、700万和1500万，根据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51—152页和第350页注27的材料。4月8日，总领事高思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提供了300万元，但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美国国务院893.00B/276。 ③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1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月2日，第13页，社论的日期是3月28日。 ① 《革命文献》，17，第3086—3093页（名单在第3091—309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11—614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58—160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5—617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2797—2798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2页，有摘要。 ② 《革命文献》，16，第2798—2800页；郭华伦：《**史论》，1，第424—426页有英译文；摘录载《北华捷报》，4月9日，第74页。根据汪精卫后来的记载，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蔡和李向汪精卫提出的对**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26页，1927年11月5日的演说。陈独秀本人后来称它是一个“可耻的”声明，谴责它对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7—619页，附与会者的名单。新添的人包括李济深将军、白崇禧将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是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的回忆见他的11月5日的演说，上引著作第123—125页。吴稚晖对汪的立场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载《稚晖文存》，第1集，第1—1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引了武汉政治会议4月7日一次紧急会议的记录。程潜5月5日的书面报告，谈了他在上海的几次会谈及一次他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的情况。会议参加者是**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第1—5/804号。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45—660页。李云汉报道了宣中华和另一名有影响的**党员安体诚在5月初期被杀的情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69—670页。根据这份史料，浙江政治会议召集总工会和军队代表拟订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容许总工会继续存在，但把纠察队限制在总工会总部。后来，根据再登记的手续，联合会和总工会都被解散。《北华捷报》，4月9日，第67页，报道日期为4月5日。 ②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66—569页。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66页。 ② 同上书，第666—668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9页）估计有7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北华捷报》，4月9日，登载了一篇路透社4月1日发自北京的关于这场冲突的简短快讯（据推测取材于重庆英国领事馆）。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94—598页）和蒋永宁的《鲍罗廷》（第128页）提到了被处死者姓名。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2页）提到20多人被总工会所杀，约800人被捕。作为省教育委员而被捕的程天放先生1962年在台北与作者的一次会见中，描述了他的惨痛经验。他写的《中苏关系史》（第138—139页）提供了简短的报道。写朱德传记的美国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在南昌的工作，但省略了4月2日的事件。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50—655页，根据包括马式材的一份报告在内的档案材料。没有谈李培桐的遭遇。美国国务院893.00/8615，电报，马克谟，北京，4月7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第8—37页）报道了这次突然搜查以及所发现的文件的可靠性。在搜查后的几个月，许多文件被公布，从而透露了俄国搞间谍活动、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的详细情况以及它卷入两党革命运动的许多历史材料。 ① 杨虎和陈群在辛亥革命时和以后，与蒋介石一样参加了陈其美的组织。他们是相当神秘的人物，被蒋介石任命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重要职务。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见汪一驹：《杜月笙（1888—1951年）：初步的政治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26.3（1967年5月），第433—455页。关于“共进会”，见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93—394页，书中引了4月3日和7日警方的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2—493页，根据总工会4月15日的一份报告，报告说4月12日的前几天，工会屡次收到关于亡命徒将攻打工会和纠察队的报告。 ② 《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51、55、5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46页，根据4月8日的警方的日报。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月9日，它暗示两个师已经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第276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的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央委员会提议，他不服从蒋调动他的师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领导人拒绝他的提议，因为他们不愿与蒋介石发生一次“过早的冲突”。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声称，蒋命令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将军，打电报给他的指挥官不要前往，但电报被蒋的指挥部发现，因此“程的阴谋不能得逞”。5月5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和他的军队被破坏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1—5/804。 ① 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馆，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月27日。引用于蒋永敬：《鲍罗廷》，第133—135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21师中的中下级**员军官或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年，第10页。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处死。《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670—671页；《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0页。美国国务院893.00/8642，马克谟，北京，4月11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页）引了《真理报》（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587页。 ① 《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页，决议8—12和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的《华报》，1961年10月4、5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陈群有关。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代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11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会的报告，载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和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16、22和25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