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①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的第2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调组成的第4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军。把驻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第4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力也最后取得成功。②

    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和第4军的几个师和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军第4团在10月14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的记载，第4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①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②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也是在10月份，第2和第3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在东征结束前，第1和第4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和第3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被命名为第8军。这8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万人，不过只有约10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③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责**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员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这时转而反对它。7月5日，他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月30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月份举行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把**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253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述。党员仍不足20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是夸大。他提供了11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个在组织过程中的省和3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员，分歧就不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员赢得了7个（可能8个）席位，在24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个，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三名**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员，中国**的当地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员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员有241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员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且，中国**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它指导军队**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动，并向**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的用意是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可是**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年2月改名而成的**青年团，在1925年初期还不到2500人，至1926年11月已发展到约12500人。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月份，他们只占49％。1926年11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人发展到1241000人。①但是，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它在117个工会中有218000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以后，只有43000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000名）。②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此外，广州的**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①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①**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④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②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③

    当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人的战斗联盟”；谴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