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000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12000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情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特别反对小批**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3、4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

    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的领袖在3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中**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时37分，枪击使4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人后来死于枪伤。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月1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月8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①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事顾问在制订战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月14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许在7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①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②随着滇军和桂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和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月23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100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有争论的事。①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打伤了117人，其中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50000445_0623_0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领导的组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文献史》，第72—73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和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和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转载。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页；见151—152页。 ② 同上。第159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年5月的195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弹劾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页；见第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 同上，第271—273页。 ④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讨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页。 ①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和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和22（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年6月10日发的快信，附件1：《5月16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和136—138卷；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I，第647—721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捍卫》。 ①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纽约时报》，6月7—13日。 ②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俄国顾问与分散的国民党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布廖赫尔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俄**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页，译稿，第291—314页。这个报道的特征是对蒋介石抱有一种敌意的偏见。当时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大约只有20名俄国顾问。 ① 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94页提供了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的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31—332页。 ② 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的段落是把作者研究中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材料的一份手稿缩写而成。 ① 提供这场争端中国一方的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页，断断续续地直至3419页。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一方先开枪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和/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① 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