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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1/2)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1946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1947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年条约。①就**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②

    国民党人和**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