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1923年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①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性的挑战。从严复著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英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生坚决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种观点与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统。如费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础。除此以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说明。不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卡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的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机。

    新传统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他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①只是说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代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儒家学说对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