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月4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