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新传统主义作为反对改良的现代化的一种反应，是以“国粹”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在1904至1907年之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而另一个鲜明的革命运动，目标在于推翻满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无疑也已出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的这两个潮流，特别是由于反满的古典学者与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现状具有共同的憎恨，暂时混合在一起，这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为这样一个古典学者，在1903年上海的一场政治审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这场政治审判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派活动中的第一次攻击。
在1905年，激进分子和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实现了某种联合，同盟会建立在学生支持者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华侨和大陆秘密会社及新军部队中寻求同盟者。在1905至1908年之间，同盟会以东京为基地的期刊《民报》（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喉舌受到广泛注意），忙于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1911年政治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在共和国的“新青年”与旧社会体制的斗争中，鼓励反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由于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会变化是整个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在1903至1907年之间，最初普遍谈论这两批人之间的不同之点时，他们的差别不总是容易分辨的。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版面上的笔战激烈进行时，使两方对立的问题常常显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清廷推动国家朝现代化和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①在潜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上，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的确反对孙逸仙的“土地国有化”原则（孙的民生主义的组成部分），认为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个煽动普通民众中的“野蛮”因素以反对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过，社会政策在政治定向的争论中所受到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孙和梁都接受一种共同的社会进化的总的看法：中华帝国一直用不着欧洲的“封建的”阶级划分，虽然当今中国为了发展，将需要一种适应资本主义企业某些形式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①
于是在1903至1907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
到了1905年，梁启超和改良派从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们不愿相信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一个历史的必要动因。梁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向新觉醒的中国民意最先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这种概念的人之一，这种概念和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危机中仅仅从统治家族转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历史说明，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作为历史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和阻力这两种力量冲突的终极的爆发点。不过，1905年后梁自己的评价是，当今时代的“国家帝国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有权支持强有力的政体——或者是“开明**政府”，或者是立宪君主政体。①对梁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国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样一个结论，改良者对改革的首要动因的估计，无疑便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政治领袖并不能摆布文化和社会；相反，文化和社会在其熔岩似的流动中，沿着挖掘来抵挡流向急剧改变的沟渠缓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开始把承认目前社会组织而加以调整的社会改革，和不能付诸实践，或者说，即使能够也只是一千年以后的社会革命，加以对比。②不过，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并没有在原则上谴责政治暴力。暴力像适应渐进主义的目的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一种策略。梁和革命者关于时代性质的不一致，就以这种方式变得接近于作为跳越阶段者的激进主义者和作为现存制度保护者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说激进主义者在加快历史进程速度方面与改良者首先分裂，那么这种加速不仅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赞美，而且也把这种斗争的社会目的提高到激进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时间上的缩短转而成为空间上的扩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注入了一种国际性，有时在字面上把现代的“巴黎街道、伦敦的市场和纽约的摩天大厦”③当作进步的具体表现。康有为曾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议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行动组织与欧洲的激进党派，主要是无政府-**者联系起来，也把大同与西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考察中国时，对这里的社会冲突特别敏感，并对封建的过去和改良的现在提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接过了个人从儒家思想的社会义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号召——这个号召最初由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并使这个号召成为他们社会方案的焦点。康和谭最终使社会解放从属于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来的精神解放，无政府主义者则依据后一点来评价所有其他问题。对他们来说，个人从仪式主义的罗网中获得解放，是最终应据以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果说显著的激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个人解放和作为进化的催化剂的革命“因素”，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乌托邦与进化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看法联系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从最初的改良者接过并不鲜明的进步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那一批人，都自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因为他们把传统贬低为一种反动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激进的唯科学主义仍不能提供一条平坦的通向乌托邦之路。像所有其他的人因共和政体混乱而感到沮丧一样，激进主义者着手对历史力量进行社会分析，认为这些力量对中国的落后状态负有责任：封建习俗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阻碍；封建文化价值观构成封建习俗的基础；而土地均分论的经济同前两者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具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自相矛盾地陷于无能为力的程度，比新传统主义者因社会宿命论的幽灵而陷于无能为力的程度要小一些。梁启超1902年所号召的“新民”在1915年被《新青年》更新，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号召。这时个人自主人格和科学思想的理想，被有意识地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仍被视为进步的一种道德动因。现世主义和进化宇宙论在激进的社会乌托邦观点中被调和了。
早期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虚无主义
早在1902年，中国人就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最初阶段和早期激进主义者集中注意力于政治革命是一致的。①“无政府主义”一词涉及欧洲“极端革命”派“虚无主义者”——一种因其利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应当受到注意的思想体系。它的直接的外国的鼓励者是俄国革命运动的搞阴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19世纪末期曾努力开展轰动一时的暗杀沙皇官员的活动，作为1905年革命的准备。在中国，“侠义”这种本国的普遍传统，提供了理想主义的亡命徒如梁山泊团伙，或桃园结义英雄那样的结拜弟兄的补充典型，他们在乱世为正义而拿起了武器。
不过，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魅力是作为进步的一种手段。革命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应力量——唯一强大到足以胜过**政治沉重压迫势力的反应。用一本小册子的作者，一个学生的话来说：在一切国家，革命起源于起义和暗杀，但暗杀的影响甚至比起义更大……因为英雄们的力量增长，统治者的力量必将完结。②恐怖主义者因而可以被称为有激进思想的同胞，即新民——新民是这样的人，他尽最大限度地公开肯定个人力量，并因此而主张最有力地反对传统的被动心理及其所促成的历史的停滞。热血青年们在1904和1907年之间试图进行政治暗杀，仿佛他们能够通过某些毫不利己的名垂青史的行动，成为进步的工具，也能够成为其共有社会的道德目标的自觉的化身。
因此，恐怖主义者的道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但是，那些打算遵循它的人，甚至比普通的新民更想把他们的自我肯定从道德意义上，解释成与其所服务的超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在这里，针对他人的暴力的罪恶，能够仅凭它给自己引起的危险而被抵消。在要求革命者绝对“真诚”方面，虚无主义者对新儒家的概念作了新的运用：圣人的力量必然与充溢于不受妨碍的自我的“真诚之心”相联系。如果“真诚”既能使暗杀者的刀刃锋利又能使它的运用合法，那么，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就是那些冒全部革命危险的人的自发的献身。
对内在化的新儒家道德准则的高度依赖，虽然对使革命使命合法化是必要的，但也可能要对虚无主义者愚蠢的努力负部分的责任。张继、杨笃生、刘师复以及汪精卫都是牵连进暗杀阴谋的著名激进主义分子，这几次暗杀阴谋没有一次成功地杀害了预期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的真正英雄和女英雄，杀人者少而牺牲者多：秋瑾，这个女斗士在牵连进1907年安徽的一次流产的起义后，听由自己被捕并被处死。①吴樾，一个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年在北京火车站，被他试图投向一群帝国大臣的炸弹炸死。
秋瑾给予世界的启示是，值得模仿的自我牺牲行为能改变社会；而吴樾则以进化论看待他的虚无主义者的使命。他的“遗书”连同他支离破碎的尸体的照片，在《民报》纪念他的一期中发表出来，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历史需要用来激化压迫势力的“暗杀时代”应有的举动，从而推动革命辩证地前进的钟摆。秋瑾视革命的任务为社会道德的更新，并因此而选择了谭嗣同式的牺牲，吴樾则企图让他的行动体现变革的“反作用力”，而变革的“反作用力”足以与激发它的**的“动力”抗衡。①两者都表明了虚无主义者所受中国传统的道德英雄主义理想的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是为了平衡社会义务的主张和自我肯定的主张而做的一种努力。他们为中国激进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早期的过激的解决办法，他们不顾儒家相互依存的群体理想而寻求发展新的人格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力量。因此，虚无主义者虽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者，而不是社会革命者，却提出了后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将不得不面对的个人主义的道德问题。
巴黎小组和东京小组
1907年夏天，两个相距遥远但思想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东京中国留学生中间出现。每个小组都产生于预备性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法国和日本的——直接接触的刺激下组织起来的，外国的激进主义者倡导无政府-**，其时它处于1914年前在欧洲的影响达到高峰的时期。每一小组都出版一种刊物，是群集在一两个年长的更有声望的学者周围的学生小团体的著作集。尽管相距半个地球，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保持着彼此工作的接触，也与他们认为至少暂时是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类似的同盟会的活动有联系。②
在19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家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类型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照圣西门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科学幻想而召唤乌托邦；而另一种类型更像查尔斯·傅利叶，他们在未受玷污的、质朴的、世外桃园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这两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包括了上述两种想象的极端。
巴黎小组，如他们的刊物名称《新世纪》的含义所暗示，与工业文明及其由庇特·克鲁泡特金、邵可侣及马拉特斯塔领导的无政府-**运动中的社会和道德的前驱有联系，确信自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最前沿。李石曾，这一小组的一个建立者，是巴斯德研究所学生物的学生，并与邵可侣的侄子是朋友。《新世纪》的资深编辑吴稚晖，曾经受过古生物学的相当训练，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鼓吹为科学社会学，胜过严复的斯宾塞进化论；这就使他在文化上拥护与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护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1898年大同空想家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
其时学问之研究，最普通者，首为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与海底气界自由往来。余则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及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①
不过，不同于康有为，吴的唯科学主义采取了使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立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②的想象受到儒家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③的人本主义倾向。刘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著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1907年发现，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①而不愿肯定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②虽然《天义》刊载了《**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4世纪的道家哲学家鲍敬言（抱朴子）③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④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文化⑤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⑥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①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1908年决定放弃革命目标。
像1898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不过到了1907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强制权力引起的。
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某些精英集团权势人物的利益服务的理论，《新世纪》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认识到立宪主义者的政府将成为士绅的工具，正像国外这样的政府为资本家服务一样。何震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因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并把女性的生产劳动看成普遍的劳动剥削等级制度中最卑贱的。刘师培抨击清朝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它向农民征税，以便为地方头面人物政治上的扩张而创设学校、安全机构和“自治”的议会。这样的分析表现出一种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阶级意识，因此为五四运动期间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
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敏感，与无政府主义者热望平等密切相关。阶级和身份的等级制度被视为是由所有社会区分即“界”——无论是种族、国籍、财富、职业、居住地，还是性别——强加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蓝图的过激特点，实际上是要克服不同的个人生活条件中最敏感的工资差别的策略。《天义》和《新世纪》两者都建议性伴侣和居住地的交替。刘师培追随许行对孟子的批评，把所有劳动职能上的区分视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源。他试图使许行的个人经济自给自足这种补救方法适用于现代背景，提出每个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顺次从事所有的基本职业：21岁建设道路，22岁开矿和伐木，23—30岁从事工业，如此等等。①
不过，由于群体的社会阶层差别甚至比个人的社会阶层差别更厉害，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所有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氏族、种族、省份，还是国家——中看到了妨碍平等的种种的“界”。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利己主义的依附纽带，使一个群体集体地和所有其他群体相斗。欧洲的无政府-**者经常谈到，一旦政府消失，自愿的联合将怎样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结构。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设想的，要么是自给自足小村社的绝对主权，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两种制度都把自主的个人置于一个单一的无差别的集合体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乌托邦制度的公共特征不受私利集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较早时期的著作——不是直接吸取西方模式的著作——中，集中注意力于个人从所有社会群体的依附中，特别是从对家庭的最基本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归根到底，对每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重新组织家庭生活成了最根本的问题。系统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人认为家庭是支撑所有其他权力体制的根本的政治结构。其他一些人强调，家庭对个人的特殊的直接性使它在社会制度中必然处于变化开始发生的地位。另外一些人则确定自私道德上的根源在于家庭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他们全都说明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说，因而也对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模式的乌托邦观点来说。
在要求人际关系的革命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追随康有为和谭嗣同，他们曾预言最终将“摆脱”儒家仪式主义的“罗网”。康有为最早的哲学手稿（在日期上早于他的大同进化学说至少10年），强调个人“自主”是人类本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本性只有在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框架中才能得到外部的表现。①在《大同书》关于家庭的部分中（上述手稿是这些部分最早的来源），康从未否认强加给子女的孝道是回报父母养育他们的一种绝对的道德义务。但是，他把这种义务看成沉重精神痛苦的根源，只有当“人无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②时，这种痛苦才能减轻。康的乌托邦的许多重要社会事业机构，如它的公共托儿所、医院、学校和养老院，都是一些起替代作用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以一种避开私人依赖、因而只留下普及了的公共情义感的方式，提供历史上由家庭履行的服务。“未曾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①
康有为认为，如果心理上不能忍受不相称的赐惠和受惠的关系，那么道义上的束缚就将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他谴责儒家的基本道德“义”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所包含的意义。②另一方面，谭嗣同把儒家的家庭率直地描述成一种“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制度。③两人都把家庭中身份尊卑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道德的败坏，只不过对康来说，这种败坏是以内疚为基础，而对谭来说其根源则是暴虐。康呼吁从相互义务的负担中获得自由，谭呼吁从奴隶从属关系中求得解放，其间存在着心理反抗和政治造反之间的潜在差别。
虽然这两种原理都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中，但后来的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遵循谭关于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他们断言，家庭关系与其说是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感，不如说完全是事实上的安排。“故父愿其子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故孝者，父之利也。子欲其父慈，欲其有利于己……则父母为马牛……故慈者，子之私利也。”④按照李石曾所指出的，这是亲属关系的功利主义的本质，儒家主义者却习惯于以谈论“恕”和“人情”来掩饰这种本质。而且，这些相互依赖和奴役的功利主义安排是建立在“强迫威骇”基础之上。因此，家族主义的政治化模式作为一种严酷的压迫，必须通过号召反叛，通过肯定“强权”是外在和人为地强加的信念，加以对抗。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这种强与弱为了霸权而揪扭在一起相互野兽般斗争的霍布斯式社会，被视为只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序幕，那时“人类情感”在一个只由“公道真理”之光普照的世界中可能再一次开放出花朵。
所有视家庭的改造为最基本的社会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为这一要务的说服力量所推动而提倡某种女权运动。有些人如李石曾，追随谭嗣同，认为妇女在家庭主义等级制度中是所有人中的最弱者，因而也是这种制度的十足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就像年轻人在长辈面前作为他们自己的代表那样，论述妇女的苦难。他们鼓吹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克服对家长统治的依赖，家长制统治因她们自己只不过是亲属的优越感而被缓和了。其他的人在思考妇女问题时，则更多地受到康有为的理论影响：如果家庭作为生物学上的统一体应该废除，那么它易受到的最大责难是在婚姻关系方面。通过教育和工作而使妇女为自主作好准备，成了从家庭关系网络中摆脱生育负担的主要先决条件。不过，对于刘师培和何震来说，乌托邦最根本地要求废除劳动的区分，这种理论上的主张认为性别上的平等是达到划一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必然要受生物学功能的不能缩小的差别的限制。由于这个原因，何震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①
然而，男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妇女激进主义者在对家庭价值的重新估价方面，在性别的作用上却有重要分歧。从康有为到《新世纪》这批人，一种典型的男性的乌托邦理想是男人和妇女将享受到解除了因义务而来的负担的自由性关系的社会。在思想上，他们保护人天生的情感而反对仪式化的道德，他们怀疑各种各样排他的私人关系原本是利己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是他们思想的十分自然的延伸。但何震，像大多数中国妇女女权主义者一样，关于性别，和作为意志自由论者相比，更是一个清教徒似的人，她的理想是结束一夫多妻制和妇女作为性“玩物”所受的压迫。①
无政府主义者的雄辩术，当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制度当作以严酷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予以分析时，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怎样详细地论述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也是难以证实的。在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中，虔诚的儒家的子女在礼仪上因其父母的死亡而自责。李石曾大声疾呼：“（子女）何罪乎？”②意思是让**的环境对虚伪的社会看法负责。但在家庭中，奴仆也是靠人过活的人；父母的外在权力与子女驯顺地承认软弱和有所需求是相对的。信仰虚伪的儒家社会准则——这是束缚个人使之接受从属性的“迷信”——于是成了自我的一种内在的失败，要靠道德上的努力予以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者彻底改革儒家家庭体制的愿望，导致他们重新肯定早期改良者的信念：人的责任在促进进步中是一种道德动因。
可是在这种新个人主义的框架中，道德成就的性质问题提出了早期改良者所不曾面对的多种解释。刘师培说：“因不能独立，遂自失其自由权，因不能自由，遂自失其平等权。”③这里用来指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公民权利的西方新词“自由”，只不过是从个人自主开始而以他或她的平等结束的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在这种意义上，危害自主和平等的并不是威胁自由的非个人的国家结构，而是这样一些另外的个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人最亲密的关系的通常的根源。无政府主义者以自主和平等反对亲属关系，并没有提出自由公民的政治理想，而是提出自给自足的人的道德理想。它的实现带有新的心理代价：抛弃传统上受到尊崇的、又是安全与满足的主要源泉的亲属关系网络。自主的斗争变成了不是直接地寻求个人解放，而是一种艰苦的自我约束，其中存在一种对自我负责的沉重负担，极可能还存在一种内疚的负担。
从儒家仪式主义的约束中寻求个人解放的要求，是可以称之为改良时代关于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对于家庭的攻击壮大了这一运动，但它也表明了个人主义当其被解释为与所有社会关系脱离时，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这样的脱离只能不可思议地被设想为将导致幸福，个人作为与他人处于平等关系中的一个分离的原子而溶入无差别之中。
于是个人解放，在康和谭的进化宇宙论的乌托邦语言中，最终被设想为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界”的复杂制度将由此而被打碎。在今文经学中，对于人类的一致博爱，界的概念已经引出地域的、文化的和种族的阻碍。佛-道形而上学把种种的界看作强加于无差别统一实体的人为的事物的格子；而新儒学传统则给予这个概念一个道德的基础，强调区分内在道德精神和世上邪恶外在力量的多种层次——仿佛是一些能渗透的隔膜，它们形成关于道德努力的论争的主题。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揭露界的象征意义成了表明超越社会的乌托邦的人类可能有的幸福的一种方法。《新世纪》关于乌托邦似的解放的论述，通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忘我的形而上学的看法，这种忘我能导致与无限的宇宙之流和谐一致：
人惟无彼此之心，则世界众生一切平等。物无所竞，天无所择，……且互相救互相助，以跻于至平，此爱非生于有情，乃无情之极端也。①
吴稚晖就是这样力图调和基督教徒（和儒家）的人类之爱和佛- 道哲人的形而上学的超脱。
吴稚晖即使在他关于技术和乌托邦的论述中，也像他之前的康有为那样，把科学的最大赐予描述为促进庄子“消遥游”那样的生活，无往而不适。男人和妇女，首先是学者和旅游者，在乌托邦中依靠科学从艰苦劳作和疾病中解脱出来。在学习方面，目标是全面的知识——想象中的对宇宙无所不知的理解。在旅行方面，有可移动的住宅、小旅馆和大饭店、巨轮、火车、气球和海洋潜水钟，甚至在住宅区之间有自动传送带。如此逼真的幻想勾画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无需费力，这种亲切交流也包含了它的对立面：从那个世界的任何特定的联系中脱离出来。
如果说《新世纪》的作者们，象征性地把自我解放说成个人融合进整体，那么刘师培在《天义》中，则设想出通过宇宙力量的作用引导人类从自主到平等的自我解放。存在于每个个人中的自我肯定的道德能力，最终将不断地为所有其他的人的正好相等的能力所平衡，造成依赖于“均力”良好调节的乌托邦的静态平衡。不过，在上述两种理论中，解放的过程都是始于寻求实现解放的个人的自我肯定，而以社会上个性的消失为结束。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冲突，一直围绕道家个人主义的奥妙的超脱和儒家人本主义的社会卷入这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而反复展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认为在心灵寻求精神上的通达和它参与拯救社会的工作之间，应该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们喜欢对于儒家社会道德的道家式平等主义的批评，但无政府主义者赞成一种在道德上是肯定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儒家宇宙-人类相互依存的神话更和谐一致。而且，他们否定道德情感能够真正地在特定的人的关系中表现，这就允许他们把道家的超脱精神引入他们关于社会乌托邦的论述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只依靠把人际关系的社会平等（“平”）描述为一种无差别的融化自我的经验统一体的宇宙平等（“平”）幻想的反映，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已经提出，虽然他们并没有回答，是否应该按照一种摆脱一切社会事务考虑的道德准则把个人解放看作最终目标这一问题。当他们不再热衷于神秘的飞跃时，大多数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便会从这个边缘退回；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平等的实现将建立以互助为特点的公共社会关系，但这种由那些响应反抗老人政治权力的斗争号召的人的经验检验过的主张，却使民国早期要求家庭革命的青年人从个人方面考虑自主的好处和代价。虽然后来大多数“新青年”急切地尽其可能证明他们个人的反叛推动进步，但到1919年，少数勇敢的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唯一可取代礼仪文化的办法是不受约束地肯定从社会来说是非道德的自我。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学者，如历史学家傅斯年，他越过社会“义务”，选择个人的“自发性”作为一种个人的权利。①有些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如放荡不羁的创造社成员，他们宣称他们的艺术是一种纯粹自我表现的形式，除了它自身的美和情趣之外并不需要社会的承认。甚至鲁迅也告诉新青年，“蛇蝎”之道比圣人之道更可取，并且建议以尼采的“超人”作为新文化的英雄。①所有这些反叛者，都表现出一种让行动置根于主观的愿望，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即使被打上狂人身份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解放相当于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潜力，但是是一种它的追随者自己视为超凡的潜力。既然如此，只有很少的中国人信奉这种乌托邦的个人主义道路到底，这并不奇怪。
无政府主义者在信仰社会平等方面，在中国的社会思想中开拓了新的领域，这种信仰是他们解放个人的要求的基础，也是他们对家族主义的批判的基础。然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改良进化宇宙论的理论框架之内表现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革命“时机”的催化作用，很容易作为科学的“素材”并入对自然的总的看法中，道德上承担责任并能动地发展改良者的宇宙观。他们把儒家思想当作反动的社会实践体系，这种进化论者的定义，只不过使他们不肯公开承认受惠于儒家形而上学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遍及他们逐步人格化的宇宙模式。褚民谊在《新世纪》上对这些论题的系统阐述尤其引人注意。②他在强制力量和遍及世界的道德文明之间看到了一种斗争，在其中作用于物质的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是相互依存的，导致对进步的消极力量（或革命）与对进步的积极力量（或教育）相随并进。③从这种意义上说，褚认为宇宙将以一种无限的累积方式，从“有”到“无”地前进：前者，在性质上是被强制的，是表面的，仪式主义的，虚假的；后者，是自发的，真正的，出于仁心的，真实的。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加强了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这导致了褚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现在一个真正具有人类特点的社会正在变成现实；也导致他相信这样一些人的预言者的作用，只有他们能够以一种道德上纯正的辨别力在整体上理解革命思想。
作为一种世俗主义的科学哲学，褚民谊或吴稚晖这些人的思想是不完善的，它们与唯科学主义的改革看法的区别，至多不过是明确主张宗教和世俗属于显然不相容的意义范畴。他们终于信仰的科学的真理模式——事实上派生自外来的西方科学反对宗教的争论——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教条，对他们实际的宇宙论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倒不如说，后者在它关于宇宙-人类相互依存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中，继续沿着改良者的道路走下去。
作为革命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追随谭嗣同和梁启超致力于进一步辩证地说明变革力量的改造的特性。不过，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对进化宇宙论的看法却与他们社会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因素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类社会基本上划分为被压迫和压迫的社会集团，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