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让了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也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里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