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性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种派系时，政治领袖始终注意那些能干、政治上积极而可靠的有前途的人。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程度上受“关系”这种观念的影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之类有明确义务关系的网络构成的。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全得多。即使关系较远，它也有助于为人们的交往带来稳定性：它区别交往双方的尊卑，并包含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期望什么东西的可靠惯例。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关系极为重要，尽管这个亲属无政治经验，也会给他一个不是敏感职务的挂名差使。另一种重要关系是来自中国同一地点同一地区的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远离家乡的广州人或安徽人在北京很容易抱成团。其他的效忠中心是由教育过程产生的：那些受业于同一教师的人，毕业于同一学校的人，或1905年前在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他们视彼此为同学，这是一种比兄弟还亲密的关系。这些同学还对他们过去的老师和监考人负有毕生忠诚的神圣义务。与此相似，从官僚生涯中滋长出了与前同事或上司的关系。除了这类自动形成的关系之外，或作为这类关系的替代，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师徒关系、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或结拜兄弟的关系而使自己与另一人挂上钩。

    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最有影响、最复杂的派系之一是段祺瑞（1865—1936年）领导的。段于1887年（应为1889年——译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去德国深造后，成为炮队统带，兼任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见第11卷第10章）的小站炮兵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由于他在小站的重要作用，新建陆军大约一半的军官，包括民国初期华北许多重要军阀，都是他的学生。段祺瑞作为安徽合肥人，与家乡这个大政治天才库有着联系，那个城市的儿女们显示出了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和政治上的非凡本领。虽然段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军阀式的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或对土地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资历、声望和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

    民国时期，段祺瑞的势力通过他的追随者，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他的两位亲密伙伴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称为安福俱乐部的国会团体，而将自己的势力打入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同为合肥人，是段的被保护人。徐树铮是段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主要派系是交通系。它起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由于修建或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组建交通银行，财源滚滚而来，该部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机构。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各机构的各级职务。梁士诒（1869—1933年）是其中之一，他从1906（应为1907年——译注）到1911年占据部里也许是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根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稍后的描述，梁士诒“被认为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