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倾向于哪种看法，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没有解决的政治体制的紧张局势传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指出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它们的各种根源。

    对于这场革命的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后一个月，帝国官员和革命势力的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正式谈判是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个多月后新的国民政府机构即在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胜利了？从1913年和1916年爆发对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1912年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巩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了，这一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乱在内。再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1916年以及1917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京——1912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1911年末、1912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那样外国特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