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个县，除106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1949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头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10和20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或13个以上的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有省份。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定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世纪中国的主流之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所写的福音书的“社会含义”。
到1919年，6639名新教传教士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个驻扎中心中，578个（占83％）只有一个布道会，442个（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驻扎人员比较稀少的地方往往在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只有17％不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8个驻扎中心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起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50000人以上的176个城市，那里居住的人数也许占中国总人口的6％。按地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宣讲福音的活动从驻扎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可是，大部分离城市的布道站只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加到130个，另外还要加上36个诸如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基督教组织，这些组织都不是在教派的基础上组成的。传教团体的增加，是1900以后许多小的教派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最大的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05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进行和控制，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在1920年以后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表32 1919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
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续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有区别，仍保持各团体自己内部的特性，但是在华的新教基督教出现了种种倾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1907年召开的中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1877、1890和1907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1922年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表现，是1913至1922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1922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年退出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所列为按1919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18个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4人或更少，而美国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或15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比率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