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反映了作者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在介绍传国玺时，认为秦始皇根本没有制作过什么传国玺，而是他的六方实用玺在汉朝代代相传而有了“传国玺”之名。魏晋南北朝期间，群雄纷争，又不知传国玺的原委，于是纷纷自制了象征“君权神授”的玺印，编造神话故事，实为符瑞说的产物。这一研究结果已经发表于拙作《中国印章史》，现在借此机会再度向读者介绍。
三是在众多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如大禹铸九鼎的问题，根据史书记载则有之，而至今未见实物，又据考古获得的青铜器，证明那时并未掌握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技术，而学术界僵持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上。作者从“革故鼎新”的成语得到启发，认为夏有九鼎，商汤灭夏，获得夏九鼎，毁夏九鼎乃是殷革夏命的一项措施。商也铸造九鼎，这在技术上已无疑问，史书也明确记载武王克商，把九鼎迁走，可是后来楚庄王想一赌九鼎的真容，周室却派王孙满说了一通“在德不在鼎”之类的话作搪塞，其实毁商之九鼎恐怕也是周革殷命的一项措施。周也铸造九鼎，可是秦统一后，秦始皇确实派了一支军队去洛阳迁鼎，结果只获得八鼎，还未必真的是周之九鼎中的八鼎，恐怕是周王室自毁或自埋重宝。这一见解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却是合情合理的。
四是有选择地介绍作者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往往于其他信息媒体不易读到。如民国政府在“九·一八”后组织的故宫文物大迁移，过去鲜为人知，笔者在1980年代初曾听恩师沈熙乾先生讲述过。沈熙乾先生曾为南京政府文物工作组的专家之一。现在虽然已经将故宫文物转移到大西南以及后来民国政府又怎样将文物运到台湾，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事实公之于众，但是沈先生讲述的民国政府仅运走近3000箱文物的原因，人才才是真正的国宝，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在讲述“故宫出海”的故事时作了介绍。又如西周晋侯苏编钟16件，其中14件由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古董市肆购回，人皆以为伪器，及另外两件在晋侯墓地回填土中发现，证实了晋侯苏编钟确为西周古物，16件编钟的铭文并非单独成篇，而是“连篇累牍”的。马老慧眼识宝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的。还比如宣德炉问世后成了天下名器，明清两代不时有仿制品，现当代也有不少假冒者，以至于不少朋友动辄便问宣德炉。有不少专家认为，宣德炉的真伪问题很难说清，很难鉴别。及笔者读到于谦所编《宣德鼎彝谱》，又见十三陵内和青海省矍昙寺内大型宣德炉，以及某清真寺内铸有回文的墨色宣德炉，才知宣德炉的真伪问题是可以讲得清、可以鉴别的。首先铸造宣德炉的铜材是经过十余次提炼的优质暹罗铜，当时称为“风磨铜”，其色黄亮，有珠光宝气，而镀金或掺以黄金之谓者皆非，而墨色者是以墨点色而成。底款则为秀丽的赵体楷书阳文“大明宣德年制”，壁厚体重，造型仿宋朝定、均、汝诸官窑鼎彝。
总之，我们在坚持做了以上这些努力后，这本小书也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缺点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廷洽
于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