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一首《锦瑟》诗，历来最为人喜爱，但说解上的歧义却最多。古往今来，说它是李商隐怀恋令狐楚家青衣（侍婢）的人有之（如宋刘攽《中山诗话》、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清施润章《蠖斋诗话》），说它是咏锦瑟（乐器）的人有之（如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缃素杂记》），说它是李商隐哀悼亡妻的诗的人有之（如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说它是李商隐自伤身世遭遇的人有之（如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说它是李商隐自题诗集之首的人有之（如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引程湘衡说、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今人钱钟书说）。此外，还有人说它是李商隐“伤玄宗而作”（如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引方文辀说、清吴汝论评点《唐诗鼓吹》卷八），是为令狐绹而作（清吴乔《西昆发微序》）等等。

    这些说法中哪一种有根据呢？哪一种也没有根据，都不过是猜测而已。尽管这些猜测有的似乎近情理，有的似乎不近情理，但既然没有办法让死去的诗人复活，就没有办法来最后定这个聚讼纷纷的案。所以，只能任从他们的存在，正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不过，也应当承认一种“解释的自由”，古人说“诗无达诂”，就是说对于诗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诗人写诗，并不等于说几句大白话，因为大白话太清楚太明白，一览无余，就没有品尝涵咏的滋味，而诗歌却是要让人读了以后有说不尽道不出的感受，所以不能不含蓄曲折。就像建造宅园，仅仅为安居度日只需园里建宅，门对门，窗对窗，正厅带两厢，但为了观赏娱目的审美目的建庭园，则要照壁掩住园门，曲廊转过池塘，山石叠嶂，小径回环，让人感到咫尺之间有无穷景致。所以，当诗人苦心经营出一首诗歌时，他就一定会尽力避免质直、明白，而用种种象征、譬喻，层层地把内蕴包裹起来，让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地感受出种种意思。于是，解释者也就可以以意逆志地作出种种解释，这些解释或各持一柄，抓住了诗歌内蕴的一端，或超越了诗歌语言内涵，看出了“言外之意”，或放大了诗歌的细部，直探诗人的心灵，就像观赏园林者或从东门入西门出，或从南门入北门出，或把眼光扫向了园外远山，把远山也借来点缀园林，或从园林营造看到了主人的胸襟，似乎它就是主人人格的物化。

    这种种解释方式都无可非议，但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观念却很容易把诗歌的解释都移向诗与诗人身世境遇上去，人们总是觉得诗歌必然是诗人心灵与人格的直接表现，而诗人心灵与人格又必然受社会与家庭的影响，所以解释者都习惯于“查三代”、“清家谱”，挖掘诗人的生活以解释诗的大意。本来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第一，诗人与诗歌并不一定在品格上完全一致，就像“文如其人”这句话有时靠得住，有时靠不住一样，你能相信《燕子笺》这样美妙委婉的戏曲出自阮大铖这种小人之手吗？你能想像得出严嵩这种奸相的诗竟是很出色很正派的吗？所以以人论诗实在是一种很危险的解释。第二，时代与诗歌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联，难道诗人一生每时每刻都在忧时伤国、感怀时事吗？难道诗人在生活中不能有更丰富的感受与诗情吗？以时代政治来臆测诗歌往往使诗歌成了历史的解说。第三，诗歌与诗人身世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应当相信诗人生活与情绪的多样化，不能想象一个人一生总是生活在同一种顺境或逆境中，也不能想象一个人总是沉湎在一种情绪中，因此，当没有证据肯定某一首诗是为某一个事情而写的时候，那种猜测也许恰恰会使诗歌的解释走向歧途，虽然这种解释也有其存在的意义。所以，上述解释除“咏瑟”说有题为证，尚不算穿凿外，其他的都不免带有臆测的毛病。

    这里涉及到一个诗学的根本问题。传统的诗学偏向于把诗歌与作者相连，因而它总是去寻找诗歌与作者的关系，像生平、本事等等，希望通过背景与隐喻之间的联缀来破译诗歌的意义。但是，作者写诗时的心理极为复杂，而诗歌创作的背景又往往考订不清楚，导致了异说蜂出，你是我非，谁也说不明白。特别是这种钩玄索隐的阐释往往把“诗”与“事”连在一起，迫使“诗”这个箭去射“事”这个靶，只有中靶心才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