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好恶”就是“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理性的观念”。历史学家评骘历史自然是要从这些观念出发，用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去评说历史，它的目的是“实用性”，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但诗人感怀历史却是要抒发一种情感，目的是让读者从中领悟某种哲理，得到某种感受，所以是“非实用性”的。如果要以史家的眼界衡量诗人的心胸，无疑是用地图的精确来要求山水画的布局，用医生的手术刀来对付人像雕塑了。换句话说，史家的历史论著是为了规范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它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的道德意识统一、政治意识规整，而诗人的诗歌却是为了解放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从而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感慨，寄寓自己的抱负，因而前者偏重于理念的收敛而后者侧重于感性的开放。所以，如果要诗人都遵照史家的陈说写咏史诗的话，那么这些诗就成了陈陈相因的“押韵史论”，没有人再会去读它了。
所以，杜牧这几首绝句在咏史的时候有意做了“翻案文章”。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转化为几个形象化的历史镜头，又把这镜头在自己的想象中加以改造，再将这想象中的历史作为假设写成诗歌，于是历史的事件便幻化为诗的质料。这时，“定见”瓦解了，限制了人们想象与思索的紧箍咒松开了，人们可以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这样，诗歌就使人们的意志赢得了自由的权力。吴景旭《历代诗话》说得好：“……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死中求活”四字，恰恰就是咏史诗的关键：在凝滞的历史观念与死去的历史事实中追求活泼泼的诗情。若要如此，必须解开陈陈相因的绳索，跳出迂阔古板的窠臼，翻过一层，寻找可以自由阐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