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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江南才士(总论)(2/2)

是苏州的祝允明(号枝山)、唐寅(字伯虎)、文征明(号衡山),以及绍兴的徐渭(字文长)。前三人是同时代的,又是好友,活动的时间略早,徐渭则是在他们死后才开始自己的文艺生涯。徐渭之后,就是晚明文学兴起了。他们四人的诗,就是本书主要的谈论对象。当然,所谓“江南才士”不止于这几位,但笔者希望稍微集中讨论,以见出各人的基本面貌。

    说起这几位文士,人们很容易想起许多传说故事来。诸如祝枝山题对联、唐伯虎点秋香、徐文长断案之类,都是很有趣的。但那是民间的创作,故事中人物同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一回事。只是,老百姓把他们编到自己的故事里,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却又同他们本来的个性、行为有关系。后文在需要和方便的时候,将会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群江南才士,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可以构成一个群体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都很有才华。这几位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而且在其他领域都有出色的成就。祝、文、徐都是书法名家;唐、徐是绘画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徐渭的戏曲,代表了明代戏曲史的重大转折,祝允明对此也有相当的造诣。

    他们的成就,不仅出于天赋,也出于思想的敏锐。祝允明跟王阳明(守仁)是同时代人,他并没有直接受到王学的影响,却是明代最早公开反对程朱理学的人物之一。他的《祝子罪知录》,具有明显的异端倾向。徐渭与王学激进派王畿有密切交往,他的许多文章,对旧的道德传统展开了有力抨击。唐寅、文征明虽不曾写下专门的论著,却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他们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首先参与了这一过程,是时代的先行者。文学艺术正反映着他们对新的人生的追求。

    特立杰出之士,常不能为俗夫庸众所容。这四人在政治上都是不顺利的。祝允明、文征明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均因不能适应而退出了,其余二人则未入仕途。由于人生道路的蹭蹬不平,亦由于思想、性格的不合,他们常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文征明的为人比较温和,但也只是不外露而已,祝、唐、徐三人,均是狂傲不羁之士。他们以强烈的个性精神,与社会势力对抗,追求自由的生活,甚至有意蔑视社会生活的规范。因此,以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都有些畸形变态。例如,徐渭临终前给自己编的年谱,就叫作《畸谱》。

    然而,在明中叶社会新思潮兴起的同时,旧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愈是个性特异、才华出众的人,愈是容易感受到环境的压迫,好像触处是墙,生命总不能自由舒展。而且,整个明代,包括最激进的李贽在内,也没有出现从根本上否定旧制度、提出全新的社会设想的思想家,没有人看到完全不同于现状的前景。因而,不但社会中存在新旧的对立,先行者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这样的对立。他们好像蚕蛹已经蜕化成蛾子,却面对结得过于厚实、无法咬破的蚕茧,兴奋、焦躁,而又绝望。由此,悲哀之情自然由心而生,并涌发为文艺层面上的波澜。

    回到本书的主题:纵放与悲哀之歌。“纵放”是诗人自傲自负的性格和自由精神的显现,“悲哀”则是在社会的压抑和自我的矛盾中怅惘失路的产物。当然,这两者并不能包括他们的诗歌的全部,在以后的各篇中,也将谈及更广泛的内容,不会受到主题的限制。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因而也是恰当的谈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