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轼的观点是否错了呢？
其实并不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体味一番，苏轼的观点也同样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苏轼讲的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对于创作而言，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切身感受固然不行，但仅有生活实践、切身感受而不具备艺术表现的才能、艺术加工的本领也同样不行。我们所熟悉的是，在古代中国，是平民没有文化，而精神文化生产的权利总是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因此，尽管广大人民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着种种可贵的真挚感情，但真正要将之表现出来，只能用一种比较粗糙的民歌形式。而这些民歌，真正要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还必须依靠文人的艺术加工。比如说至今仍十分脍炙人口的唐代刘禹锡的《竹枝词》，就是采用了民歌形式，在民歌基础上加工的。古代不少文学家都从民歌中汲取过养料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如魏晋建安时的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有些文人还专写乐府民歌等等。特别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还特别喜欢当时流行的民歌。这些民歌，大而言之，可以说能滋养一代文学；小而言之，则滋养了每一个作家的具体创作。因此，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苏轼在这首《书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诗所说的“画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那么就不会认为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文学理论观点矛盾了。它们一是偏重于讲创作的生活基础，一是偏重于讲艺术创作的表现、艺术加工。这是艺术创作中的两个环节。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将艺术创作导上邪路，都不会写出感人肺腑、具有经久魅力的艺术作品。而其实，苏轼本人虽然在此处重在强调艺术表现、艺术加工，他也是十分重视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的，也是十分重视那源于生活实践的真实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