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予则以为穷者其身厄，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
吴宽认为：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倒是对的，但是这种“工”，写出来的大多是悲苦之音。这其实牵涉到作品的特色问题。所以他认为，“穷而工”的诗不如“隐而工”的诗好。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所谓隐者，已经完全忘却了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他们甘心居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已经对官场仕途完全陌生了，把富贵看得像浮云一般，这样高的情趣，这样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当他们用诗歌来表现的时候，那么就是“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所以，比“穷而工”的诗好。
吴宽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其实，他和欧阳修是各自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们一个是讲关心现实社会生活，抒写心中郁积；一个讲离开现实社会，不被那些富贵权欲等等名缰利索所缠绕，讲求内心情操的高洁，精神的超脱；一是讲对于社会生活的把握，并结合个人身世；一是进入一种澄怀忘象的审美。因此这两种创作就表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是以“悲苦”为主要特点，一是以“清婉而和平”、“高亢而超绝”为突出表现。对于吴宽来说，他只不过是偏于喜好后者。其实他讲的“隐而工”的诗和欧阳修所讲的“穷而工”的诗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别、高下之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他们各自揭示了古代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古代文学创作的实例来说，那么，东晋诗人陶渊明和唐代诗人杜甫就很能代表这两种现象。陶渊明常沉浸在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而杜甫身置骚屑兵戈之中，辗转漂泊，却常常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示了自己创作的独特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