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这些评语，其中说到他的时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说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书又记载他：

    身衣弋（黑色）绨（厚茧丝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及之

    。

    贾谊堪问唯鬼神

    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过秦论》、《治安策》。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贾谊，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真是失策。

    后来自读历史，读《史记》、《汉书》，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才发现并不如此。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的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汉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还没有刻意宋做重兴文化的事业。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期，才开始作复兴文化的措施。而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便开始扼杀“诸子百家”开放思想的发展了。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这个阶段，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已有七十多年了。可见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是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贪财好色，好酒使气容易，好文就不比好财好色那么轻易了！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总之，我们为了讲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一节，就插进来引用历史上帝王家庭大多陷于“家不能齐”的事实，作为说明。因此，不知不觉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说了许多有关历史事迹的废话。如果再来讲历来一朝一代的历史，那就离题更远了。所以，先到这里煞住为妙。况且研究历史，不免容易引发感慨，尤其要把经（四书、五经）史合参，鉴古明今，就更加吃力下讨好了！到这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张问陶（船山）《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