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公伟教授认识已有二十六年。黄教授过去在大陆时，曾有党、政、军、学、新闻事业等许多经历。那时虽然我们还不相识，但他的朋友长官们，有些我都熟识，因此也间接知道黄教授的为人，忠厚笃实，治学甚勤。在最近十余年来，我又和他同列教席，相见的机会比较多，相知也比较更深一层。他除了教书以外，便潜心著作，专志名山事业，求之现在的读书人中，实为不可多得的，值得钦佩。

    当我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开始创办《人文世界》杂志的同时，曾经对“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连续作过十多次专题演讲。我深深觉得要后来的一代，知道如何“拨乱反正”，需要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影响历史文化变故的学术思想，有系统地告诉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想作，但精力和时间都不许可。同时也感觉到论议古人容易，评述今人未免有许多困难和忌讳。所以一再因循，始终没有着手。有一天，和黄教授一起吃饭，在席上我谈起此事。希望这位涉猎渊博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