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既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地出现。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五十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跳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扰了我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至于照片，我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那一天，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的中山装，把钉有补钉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青木关。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华主任，前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员接见，对我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告诉我，郭衣洞已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

    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孜孜地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我上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比较平静，尤其是我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前途辉煌，我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好。我还不敢宣布我又成为大学生了，惟恐是一场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的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我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我身子忽然发抖。我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我无所畏惧，其实不然，我最畏惧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我永记。三十年后，我们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经营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后结婚的夫人，在巴西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当主任秘书，那个时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我担保。

    我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

    崔秀英和朋友们送我在两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我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向我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我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教务长说：

    “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