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除了上学被功课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还有一项烦恼，就是找不到女朋友。那时候，政府正在严厉禁止妇女缠足，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女学生，经常被县政府聘为“放脚委员”，到乡下各地去宣传缠足的害处和天足的好处，还挨家视察，发现有五六岁小女孩缠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这是确确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善政，而许多乡下人的回报，却是把那位任放脚委员的女孩暴打一顿，眼看着她在邻居们叫好吆喝声中，夺门而逃。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中最精彩的景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识字的男人，也就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文盲。设在辉县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一九二○年代曾经有过赏格：本族青年小学毕业的奖赏二十银圆，中学毕业的奖赏五十银圆，大学毕业的奖赏一百银圆。那时候农村的雇工，一年工资才二十银圆。一百银圆能够购买年轻人五年的劳力，这在乡下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从此我就发誓要拿这项奖学金，来减轻日渐衰老的父亲的负担。可是终告失败，因为我一辈子什么学校都没有毕过业。
男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识分子，更稀少得可怜。不要说识字的女性，就是从没有缠过足的女性，在一九三○年代仍是罕见的稀有动物。我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县师范学校毕业，曾经拿到祠堂五十银圆的奖赏，被乡下人尊敬为最有前途、将来可到县城跟县长平起平坐的年轻绅士。他师范学校毕业的那天，媒人就不断到他家说媒，把她们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叶眉啦，瓜子脸啦，面若银盆啦，三寸金莲端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莲端端正正”一出口，堂兄就会像爆竹一样地跳起来，把媒人赶走，以致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娶妻成亲。父母心焦愤怒之余，决定用强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说出他的最低条件：第一，女方必须上过学堂；第二，女方必须是天足——从没有缠过足。这在一九九○年代绝对不值一提的条件，在一九三○年代却是天大的难题。最后堂兄终于屈服，不识字没有关系，但必须没有缠过脚。即令屈服到这种地步，仍然无法达成愿望。他父母央求了好几个媒婆，到全县各乡去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全县天足的女子倒是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她们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父母冒着家族或邻居的嘲笑，而拒绝给她们缠足的）。天足的适婚女子全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这造成了堂兄家里一个重大风波。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了解，儿子竟然不喜欢小脚，闹得堂兄几乎离家出走。
五十年后，我重返家园，才得知这件公案的结局，郭立生后来终于在新乡县物色到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乡几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现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获加县的女儿家里，常往返获加县与辉县之间，从他脸上似乎还可隐约读出青年时代这段奋斗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社会，仅仅使人明白缠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这么的不容易。因之，我从小就怀疑中国人对美和丑的鉴赏能力。
女性知识分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里的小百合花，家里如果出现一个高级师范或高级中学的女学生，那简直能轰动全县。我一直到十八岁，从没有见过一个高师或高中的女学生。其实，倒是真的见过一个，那是辉县老宅邻居张老太太的女儿张少。当我读初中的时候，少已经读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我们这一群孩子都叫她五姐（她家有五个女儿），每次她从开封放假回来，那种城市女学生的打扮，真叫我们这群野孩子们晕头转向，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