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同样地，要教别人尊敬自己，也必须自己先值得尊敬。我要他先莫怒发冲冠，仔细想想自己为啥落到如此地步。只一味砸镜子兼骂大街，不能改变容貌，改变容貌必须心里先改变才行。学生老爷的性格古怪得像一头吃了癫痫药的毛驴，不要说老奶不爱他，连我这个老头也不爱他。中华人对其他民族受到特别保护，当然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但只抱怨，并不能改变事实，反而有换来更屈辱更不公平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必把保护的功能估计过高，尤其是畸形的保护，会丧失竞争能力，那并不绝对是福，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装满两架波音七○七飞机。

    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杨先生在台北跟一位前来台湾冒险的丹麦女大学生相遇——相遇并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地爱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启示。她曰：“你们中国青年真有福气呀。”我一听就生气曰：“老奶，谁不知道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好得要命，吃我们豆腐干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绍个针炙医生？”她曰：“你说的不错，我们国家福利好，比你们好百倍以上，即令失业，失业金也足够过你们这里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谁肯当傻瓜，咬牙瞪眼地干活乎哉？你们青年面临着无穷尽的挑战，有他们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丹麦青年前程都已被国家安排好，注定了的。而大多数中国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数，经过遍体鳞伤之后，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华人的不安全恐惧感，不应是环境艰难，或得不到保护，而应是少数中华人自己不争气——不团结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不认错，不自尊。所以中华人应以更开放的心灵去爱，爱同血缘同语文的中华人，爱自己所属的国家，爱共同生活的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和泰米尔人。随便举一件事，作为例证，中华人尊脑里仍顽强地保留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老观念，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既然爱你所属的国家，就应该保卫所属的国家。中华人一天不能荣耀地参加武装部队，就不能证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盖没有一个地方喜欢只享受权力而肯尽义务的人。

    一位在欧洲住了二十年，又国美国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捶胸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话贬多于褒，含意沉痛。不知道贵阁下注意到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呆瓜，两个日本人是一个联盟，三个日本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兵团。而一个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君不见，中国留学生在洋大人学堂里，总是独占鳌头）。两个中国人就不行啦，成了双头马车，你要走独木桥，他偏走阳关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炎地，感情用事，拼命窝里斗。咦，这才是中华人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消失——不要说消失啦，仅只在程度上减轻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机，都不过只是一种激励，一种向更美好景地跃进的跳板。

    一连五篇，都在谈中国人和中华人，似乎下定决心——酱缸文化用语是“别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一斧劈开，劈得越远越好。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杜南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个国家海滨的越南逃亡难民营，隔着一条铁丝网，兵老爷手执刀枪剑戟，在那里把守兼两边吆喝：一边吆喝杜南发先生，一边吆喝难民，不准他们接近铁丝网谈话。一位中年妇人带着女儿，蹲在沙滩上，在那里写字，杜南发先生定睛细看，只见反复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眺望未毕，妇人和女儿就被营区官员驱走。这故事使我们肝肠寸断，但也说明，中华人分散到各个角落，所属的国家不同，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是，血浓于水，言语浓于血，中华民族的心，却永远结合在一起，灵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诗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正是全世界中华人（包括中国人）心情。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化伤感为喜悦。希望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跟中国的关系，像美利坚跟英国的关系一样，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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