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手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纸，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于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了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地，每天都大动干戈。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仲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地再传给他，馅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地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地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凄凉地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芈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咦，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人个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愈合的创伤天下为公一种政治理想。古代指君位不为一家私有。语，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于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业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地，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当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