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

    上个星期，柏杨先生在台北听了一场演唱会——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跟《时报》文化出版社公司，联合主办的“我们的歌”演唱会，柏杨先生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听人乱唱，只因柏杨夫人到处宣传我老人家没有音乐细胞，乃千里迢迢，御驾亲听，以示音乐细胞多不可言。散场之后，在走廊上兜了七**十个大圈兼小圈，希望碰上一位记者老爷慧眼识英雄，问问我的感想如何，既无人理睬，只好自己下手。

    感想曰：

    大多数歌手都唱得很好，他们穿着日常的服装，用一种中国舞台上很少有的简单扼要而又幽默风趣的对话，作为穿插，这是一项崭新的贡献，看惯了电视综艺节目的那种挤眉弄眼、装腔作势——电视演员的绝技之一是，唯恐怕观众不知道他在那里故作滑稽——两相比较之下，耳目一亮。“我们的歌”不是皇家剧院嗓子咯咯咯咯，跟公鸡叫一样的贵族之歌，也不是舞台上衣服亮晶晶、红口血淋淋，跟火鸡叫一样的明星之歌。参加演唱的歌手没有特别之处，他们生活在我们小民中间，甚至于，他们就是我们——假如我们有那么好的歌喉的话。

    歌手唱的，都是自己作的，或其他中国人作的歌。中国民歌在近五年来的兴起是两种极端引起的反应，一种极端是西洋音乐，一种极端是一天比一天使人难以消化的流行歌曲。“我们的歌”演唱会上人山人海唯心主义，但连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抛弃了。这表现了他的唯，座无虚席，而且年龄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中国青年已从两个极端——“崇洋”和“伧俗”——的夹缝中，破茧而出，尝试着走出自己的道路，唱中国人自己的歌。只有这些歌中，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澎湃，和自己生命的充实。

    然而，最大的意义更超过于此的，那就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柏杨先生在六○年代就喟而叹过，叹的是中华民族似乎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附带的，中华民族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动作的民族）。中国人可是有声音的，“音乐”还被列为六经之一，地位的崇高用不着说啦，所以刘邦先生以皇帝之尊，说唱就唱。其他小民，恐怕更是歌不离口。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柏杨先生认为，可能跟道学理学有关，十一世纪以降，道学理学成为儒家学说的主流，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圣人，而做圣人就要动心忍性，起敬起畏，小说不能看、诗不能作、歌不能唱、舞不能跳——除了一年一度祭奠孔丘先生华诞时跳一阵那种教人起鸡皮疙瘩的六佾舞。于是想圣人、思圣人、看圣人、拜圣人，一心一意地要当圣人。中国人的灵性遂逐渐被酱住，舌头也硬啦，腿脚也僵啦，一千年来，走肉行尸。

    记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一天，大日本帝国投降，天大的捷报传到后方，中国人欢欣若狂。可是欢欣若狂归欢欣若狂，却无法表达这种欢欣若狂，大家在院子里燃起熊熊营火，只有围绕着该熊熊营火，呆着木瓜，想唱不知道怎么唱，想舞不知道怎么舞，因为大家都不会，天崩地裂般的感情，像哑巴一样无由表达，那情景教人看啦，忍不住为中华民族的老大和衰落，流下眼泪。试看西洋同胞，他们是如何接受胜利的哉。

    ——回忆一段历史上的小事。想当年清王朝宰相李鸿章先生赴欧洲访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御宴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威先生当场就高歌一曲。这被酱萝卜认为“有**份”的举动陆九渊集原名《象山先生集》，南宋陆九渊（号象山）著。，吓了大宰相一跳，但他也只好跟着唱，他阁下肚子里既然无货，情急智生，就唱了一段“十八摸”，“一摸摸到姐儿的裤子边呀”！幸亏洋老爷不懂中文，任凭摸了个够后，报以掌声如雷。

    往事已矣，经过音乐界朋友大力的提倡，中华民族终于发出自己的歌声——真正的中国人的歌，和日益普遍的民族舞蹈相结合，使中华民族恢复昔日那种“载歌载舞”的光荣时代，成为可能。当然，千余年来累积焉既稠又浓的酱缸，不是一下子就可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