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乡的一句谚语：屈死不告状，道尽了中国人宿命的悲哀：一旦兴起诉讼，犹如肥羊投入饿虎之口。民事案件往往家产荡尽，刑事案件更加伏尸刑场。法庭是一个保障大人物的地方，哀哀小民是注定被草菅的对象。

    五千年来的讼狱，建立在口供主义上。圣明的帝王，怀着大慈大悲的心肠，小民如果自己不承认犯罪，绝不处罚。所以，怎么要小民“坦承不讳”、“自动招认”，遂成为执法官员最大的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用苦刑拷打--这是我们小民的语言，暴官酷吏的语言称之为“帮助我们唤回记忆”。

    笔录与自白书，是口供主义的两大支柱。二十世纪以来，证据主义取而代之。但是，“酱缸文化”威不可测，证据主义立刻就被酱成了一项美丽的条文，专作对外宣传之用：“我们是科学办案，证据第一！”但是脑子里发酵的，仍是口供。而今，台湾就有三个微不足道的孩子苏建和、庄林勋、刘秉郎，他们在口供主义下，命在旦夕。

    一九九一年三月，台湾省台北县汐止镇，吴氏夫妇被砍杀身亡，警察不久逮捕真凶王文孝。王文孝在警察多方“帮助”下，承认还有一个同谋，那就是他的弟弟王文忠。之后，王文忠在“帮助”下，供出了连王文孝都不认识的上述的苏、庄、刘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又在同样的“帮助”下，全都“自动自发”的写下了自白书和完成了笔录。一九九二年一月，王文孝被枪决前夕，替这三个跟他素昧谋面的孩子呼冤。但是，大狱已成。

    自一九九五年起，“最高法院”对这三个孩子三次判处死刑。“检查总长”一连三次提出非常上诉。

    今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五月，“最高法院”突然一反立场，裁定再审。同月，“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也突然一反立场，对再审提出抗告。问题就在这里，“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