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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第十九世纪(1/2)

    第三十二章 第十九世纪

    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可以分为“主宾命题”和“关系命题”,对这两类命题加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

    ——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 官逼民反(下)

    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 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 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 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 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 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 夷商不准坐轿。

    六 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 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 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四 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

    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据说就是著名的吸毒犯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本世纪(十九)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一八三八年,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旻宁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三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二十英元(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二十英元。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旻宁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中国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因为中国人如果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会被处死刑。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曼宁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一八四○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旻宁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倚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一、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二、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曼宁对传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传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一八四○)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旻宁,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一八四一)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一 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二 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六百万两。

    三 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旻宁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六百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六百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旻宁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六百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旻宁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中国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中国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中国,不能叫做割让,赔款只有六百万两,数目太少。于是把查理义律免职,另派朴鼎查爵士接替他的职务。朴鼎查的态度更为强硬,他到任后就率领军舰十四艘,陆军二千五百人,从澳门北上。首先攻陷福建厦门,接着北上浙江省,攻陷定海(浙江舟山),在镇海(浙江宁波东北)登陆,又攻陷宁波(浙江宁波)。曾经宣称要抽英夷的筋做马鞭的华东战区总司令(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裕谦,于全军覆没后自杀。旻宁又惊又气,任命宰相奕经出任东南战区总司令(统筹东南沿海防务·扬威将军),剿灭英夷。

    次年(一八四二)春,奕经率二万人精锐的大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余人的英军击溃,奕经仅逃出性命。英舰进攻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清政府最自豪的满洲兵团,看见那些夷人的军舰像山一样逼面而来,上面喷着妖怪一样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不觉的魂飞天外,竟然一哄而散。英军不久即攻陷上海,逆长江而上,再攻陷镇江(江苏镇江),切断江南运粮到北京的运河,然后再驶到江宁(江苏南京),在江心停泊。朴鼎查提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就开炮轰城。

    清政府的将领对于一向瞧不起的英夷,现在已闻风丧胆,文职官员更惊慌失措,只求早日了结这桩公案。皇帝旻宁除了在奏章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以显示他的愚昧无知外,最后只好派大臣耆英当全权代表,在江宁(江苏南京)城上竖起白旗,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以二千五百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下世纪(二十)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大黑暗使中**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

    五 巨变

    《南京条约》共十三条,下列是主要的内容:

    一 中国赔偿英国鸦片损失和军费白银二千一百万两。

    二 中国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于英国。

    三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商埠,允许英国设立官员(领事)驻札自由贸易(五口通商)。

    四 中英两国地位平等,公文来往,用平等款式,中国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

    这是中国第一次签订的现代意义的战败条约,战败国当然倒楣——割地赔款。五口通商,也是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英国从“英夷”升格到跟天朝同样的地位,更显示《南京条约》的平等意味,何况中国在事实上仍称英夷如故,在心里仍瞧不起如故。可是,《南京条约》的一些附约,接着签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些附约是:

    一 一八四二年,再签《善后章程》八条。

    二 一八四三年,再签《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

    三 一八四三年,再签《虎门条约》二十条。

    在这些名称不一的附约中,有下列规定:

    一 英国人之间,或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任何争执,英国人不受中国司法审判,而由英国官员审判(领事裁判权)。

    二 英**舰可在五个商埠停泊,保护商民。

    三 英国在五个商埠,可以租地建屋(到了一八四六年,英国在上海正式划定区域,称为租界。在租界地内,视同英国本土,中国不能行使主权。以后各国纷纷仿效,中国国内遂又有国)。

    四 中国以后给与其他国家任何利益,也应同时给与英国。

    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附约中,英国利用中国清政府官员对国际事务的茫然无知,一半恐吓,一半欺骗,使清政府在糊里糊涂中任凭英国摆布。而对引起战争的鸦片问题,反而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双方谁都不提。英国是故意躲避形诸文字,因为用条约保护贩卖毒品,将成为历史上的污点;尤其中国一旦醒悟过来,要求互惠,英国势将非常尴尬。清政府已精神恍惚,唯恐提起鸦片这个不祥之物,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就在这种谁都心里有数,却闭口不言的情况下,鸦片恢复进口,而且比从前进口更多,中国人吸毒的数目也疯狂增加。

    ——到了本世纪(十九)末,大多数官员和稍富有的中国人,都沉湎在烟榻之上,我们应对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景观,保持深刻印象,才可以了解中国一天比一天陷于绝境的缘故,鸦片的普及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再不能复合。接着美国总统泰勒派遣全权大使顾盛,拿着一封“孤统摄二十六邦”的图书,乘军舰到了广州,清政府官员已成了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舰像逐臭的苍蝇一样,也闻风而至,清政府代表耆英鼓起胆量,稍为表示迟疑,法舰就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耆英也急忙跟他签订《黄埔条约》。又接着是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能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所有这些条约中,都有“利益均沾”条款,他们虽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凡英因在《南京条约》附约中所享有的片面最惠国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军舰护侨权之类,他们也都同时获得。在这些弹丸小国眼睛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大炮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强有力的西洋生活方式和西洋意识形态的无情冲击。

    在生活方式方面,诸如:意识形态方面,大部分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儒家系统思想,和农业封建的适应思想,诸如:

    上列的这些固有的文化传统,从没有人怀疑过它们的价值和正当,更没有人反对,偶尔有人反对,力量也非常微弱,或者被政治力量迅速压制。但现在开始面对着尖锐而猛烈的挑战。

    ——冲击和挑战立刻遇到反应,卫道之士前仆后继的去保卫它们。但是,他们保卫得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旧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到二十世纪清政府被推翻,满族人被赶下金銮殿,才算革除。但旧传统的意识形态,直迄二十世纪末叶仍余波荡漾。

    六 太平天国

    五口通商使外国货物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鸦片普及到穷乡僻壤,它所产生的影响,跟禁烟前林则徐等一些禁烟人士所预料的完全相同,而清政府照旧冥顽不灵,并没有从鸦片战争中吸收任何教训,犹如酱缸中的树木不能吸收任何养料一样。高阶层统治群,包括皇帝在内,住在婢仆如云的小天地中,眼睛从看不见怪模怪样的西洋人,也看不见被产的农村和农民们的悲惨流离,他们依然歌舞升平,从不去想中国为什么如此衰弱和如果再发生战争时,中国如何抵御那些军舰大炮。

    但歌舞升平仅只属于统治阶层。恶化中的官逼民反,却继续恶化。而且因为对外国作战失败,清政府的纸老虎已被戳穿。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最大的一支民众武力,由基督教徒洪秀全领导,爆发的时间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第八年,即1850年。爆发地点在广西的桂平县金田村。

    洪秀全是花县(广东花都)人,花县属于说古中原话的客家人的县份。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系统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可是,他到广州参加了四次考试,却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得到。后来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崇拜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洪秀全认为上帝是天父,耶稣当然是天兄。他把家中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儒书以及孔丘、盂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掉。

    这种举动,使社会震骇,卫道之士群起攻击他,他逃到广西,跟他的门徒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信徒数目急剧地增加。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就在一八五○这一年,一省中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巡抚)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就把他的信徒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

    清政府用它那些**不堪的军队首先讨伐太平军,包围洪秀全所在地金田村。次年(一八五一),太平军突围北上,攻陷永安(广西蒙山),就在永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把他的五位杰出的助手,都加封王爵。

    再次年(一八五二),太平军放弃永安,攻陷全州(广西全州)。进入湖南省后,攻长沙失败,于是绕过长沙北上,攻陷岳州(湖南岳阳)。在岳州,他们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陡然增加,立即攻陷湖北省的重镇汉阳(湖北武汉长江北岸)。

    ——吴三桂埋藏的巨炮,已是二百年前的古董了,却竟然派上用场,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说明清政府军队在二百年中,毫无进步。

    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武昌(湖北武汉)。顺长江东下,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城市江宁(江苏南京),定为国都,改称天京。

    太平天国的政治号召,可分为下列三项:

    一 把满族人逐出中国。

    二 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三 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在这种要求下,太平天国做出种种使守旧的顽固派痛心的剧烈改革,诸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崇拜偶像和崇拜祖先;禁止娼妓;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田亩新制度;收土地为国有;照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就派出两支大军北伐,第一军由大将军林凤祥率领,由天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三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震动。第二军由大将军曾立昌率领,由安徽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临清州。但这两支北代兵团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直隶省(河北省)东光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西南境溃散。

    北伐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满清政府,而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破灭。并由于下列三项原因,迅速没落。

    其一 清政府在满洲正规军瓦解后,乞灵于汉人的民兵(团练),即地方性的自卫组织。清政府一位汉人副部长(侍郎)曾国藩正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强烈地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他竭力的避免提到向异民族效忠的尴尬问题),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其二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虽然天父、天兄之类已经严重的离经叛道,但西方那些基督教国家,却十分兴奋,又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天京晋见洪秀全,对太平军的严格纪律,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至为惊异。可是,太平天国成长得太快,所有的领导人物,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那些酒肉官员同样的茫然无知,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已觉悟到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反而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

    其三最主要的是,太平天国由广西起兵到天京定都,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折磨和必须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定都天京后不久,他们就走上黄巢、李自成的覆辙,立即开始**,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开国的领袖们大部分死于自相残杀。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太平天国如果在这两方面不失败,士大夫的民兵和外国人的干预,都不足以使他们失败。

    在这三种压力下,太平天国终于不支。一八六四年,南京已被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包围了三年,洪秀全在围城中逝世,他的儿子洪(王真)继承王位。不久城破,太平天国最后一位新崛起的优秀将领李秀成,保护洪(王真)突围,但被湖南兵团冲散,洪(王真)失踪,李秀成被曾国藩擒获。李秀成被擒后伪装屈服,亲笔写了一篇供词,要求曾国藩派他去向仍散布在南中国各地的太平军招降。但曾国藩显然不愿跳进这个圈套,所以仍是杀了他。

    李秀成死,太平天国灭,建立政权十四年。

    太平天国所作的改革,至少使中国跃进一百年。而现在缠足、辫子、娶妾、吸食鸦片,以及等等其他被维护的“名教”,一一恢复旧观。只有一件没有恢复,那就是清政府手中的军权,从此转移到汉人手中。

    七 捻军·回变

    太平军引发的战争限于南中国。

    北中国的战争同样激烈,它是捻军发动的。捻军比太平军起兵为早,而结束却晚。

    捻,作动词用时,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纸片或棉絮搓成一条线样形状的动作。作名词时,意思是指“一小撮人”。本世纪(十九)初叶,淮河南北两岸广大的地区上,民间烧香拜佛,往往以一小撮人为一个团体,从事迎神和驱逐疫鬼的工作,一小撮人就称为一捻。他们在实质上是白莲教,但表面上不是。官员的贪污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种烧香拜佛的团体,到处流亡乞食。在乞不到食时,就向地主富户和官员士大夫家劫掠。清政府把他们当作盗匪剿捕,他们飘忽不定,用游击战术抵制。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听说捻军的领袖是一位名叫王妞子的女人,下令通缉,结果通缉不到。但经过这次打草惊蛇的搜捕骚扰,捻军遂逐渐由小股合并为大股,练成劲旅。当时清政府正在对付天理教和其他更严重的民变,对抢军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到了五十年代,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捻军领袖张洛行以安徽省蒙城县雉河集(安徽涡阳)为根据地,接受太平天国的封爵,分兵四出,攻城略地。清政府把征讨太平天国的责任交给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用汉人打击汉人。而由满洲兵团对付捻军,他们认为捻军比较脆弱。

    一八六三年,张洛行被叛徒苗沛霖出卖,擒献给清政府以残暴闻名的剿匪总司令僧格林沁。张洛行的侄儿张总愚继续作战,于两年后的一八六五年,即太平天国覆亡的次年,在曹州(山东菏泽)把僧格林沁击毙。清政府最后一张王牌输掉了,不得不再依靠汉人,命曾国藩跟另一位也是民兵出身,被称为“淮军”(以安徽省人为主)领袖的李鸿章,乘消灭太平天国的余威,负责对付捻军。

    一八六六年捻军被清军拦截,分为两支。张总愚亲率一支进入陕西省,称为西捻。另一领袖赖文光率领一支进入湖北省,称为东捻。一八六七年,东捻挺进到扬州瓦窑铺(江苏江都),在清军云集下覆没。明年(一八六八),西捻折回山东省,在在平县迷失道路,陷入黄河跟运河间的泥沼地带,也全军覆没。

    捻军战争历时五十五年,而最后十六年辗转华中各地血战。他们没有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也没有崇高的理想,只盲目地攻击清军或被清军追逐,只能骚动,不能成功。

    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即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广大范围,跟太平军和捻军兴起的同时,则有伊斯兰教徒的叛变。

    中部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跟西部地区(新疆省)的伊斯兰教徒,最大的差异是,西部的伊斯兰教徒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几乎全部保持固有的风俗和言语。中部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们的祖先是阿拉伯人,于一千年前的八世纪唐王朝时,迁居中国,现在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其他都已彻底华化,但在相貌上仍显露着阿拉伯血统,跟汉人比较起来,他们的鼻子较高,胡子较多。

    中部伊斯兰教徒的行动分布三个地区:

    一云南省一八五五年,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县(九世纪时南诏王国的国都)起兵。

    二陕西省一八六二年,陕西回民领袖任武,在渭南县起丘

    三甘肃省一八六二年的同时,甘肃回民领袖马化龙,在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起兵。

    云南省除了省城昆明外,其他县份几乎全都叛变。但伊斯兰教徒内部的分裂使他们转胜为败,也使那个当时汉人很少的地区免去像越南一样脱幅而去。到了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军攻陷大理城,历时十八年的混战结束。

    陕西省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力量比较小,但因接近关中(陕西省中部)重镇西安——千余年的故都的缘故,影响却超过云南百倍,清政府军总司令(西安将军)多隆阿,在进攻囗(厂至)(陕西周至)县城时被击毙,满洲贵族已第一千次的被证明**无能,只好改派湖南兵团的另一位汉人将领左宗棠继任。一八六八年,最后一位变民领袖(但他却不是伊斯兰教徒)董福祥投降,历时七年的混战结束。

    甘肃省的回变规模最大,从东到西一千二百公里的省境之内,跟云南省的情形相同,除了省城兰州外,其他城堡都响应马化龙的号召。左宗棠于解决陕西省的回变之后,即行西征。一八七○年,攻陷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一八七三年,攻陷碾伯(青海乐都·大分裂时代南凉王国的国都)、肃州(甘肃酒泉·大分裂时代北凉王国的国都),历时十二年的混战结束。

    八 英法联军

    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正困于激烈的内战时,又因为过度的愚昧,引起致命的英法联军战争。

    中美《望厦条约》上,有十二年期满再行修订的条款,中英《南京条约》却没有。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却有利益均沾条款,所以也就等于有这个条款。

    一八五四年——距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签订,已十二年;距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签订,已十年。英法两国公使向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就修约事宜,举行谈判。清政府那时还没有外交部,对各国的外交事务,不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处理,而由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负责,这种畸形的形态,说明清政府的心理,那就是把这种棘手的事推的越远越好。叶名琛是一个传统的**老官僚,昏聩颟颥预而又自以为很聪明,他对外国人的态度是,一律拒绝接见,管你是普通商人或代表国家的使节,用以表示他的尊贵和对皇帝的忠贞。法国驻华公使布尔隆(注意到这一点,那时的外国驻中国使节是住在广州的)自一八五二年来中国,到一八五五年回国,四年之间,屡次要求进见叶名琛,都见不到一面。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八年,自一八五○年到一八五二年,两次共六年之人,也无法见到叶名琛。接替他的新任公使马歇尔于一八五二年到职,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直到一八五四年离任,连个回信都没有得到。

    在这种外交形态下,英法修订条约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反应,那才是天大的怪事。英法两国公使当然也了如指掌,他们早已洞察到中国官场的伎俩,所以在向叶名琛提出要求,完成这种外交上的例行程序后,就一齐北上,到了天津,向清政府提出,准许两国的使节进驻北京,再准许开放天津跟广州一样成为通商港口。皇帝晏宁看到报告后,气得死去活来,尤其对于外国使节长期驻在北京的一项,认为自从他祖宗创建清王朝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荒谬的事。

    英法两国发现,除非使用武力,不能达到目的。

    用武力必须有一个借口,而借口来了。一八五六年,广东省的巡逻艇在珠江口截住一艘实际上是中国人所有,但在香港注册,挂着英国国旗,名叫亚罗号的船只,逮捕了船上十二个中国人,并把英国国旗拔下丢掉。巡逻艇水兵显然不知道国旗的意义,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向叶名琛要求释放那十二个人,并用书面道歉。叶名琛倒是把十二个人释放了,但对道歉的要求好像没有见到一样。于是英舰轰击广州,广州人民在愤怒中纵火焚烧英国商馆,高呼“杀尽蛮夷,不留一人。”英国国内得到消息,舆论激昂。

    法国也在焦急的寻找借口,借口也来了。就在同一年(一八五六),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北部荒僻的西林县,被西林县政府的官员当作江洋大盗斩首。法国立即跟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次年(一八五七),英法联军向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十日内举行谈判。叶名琛用官场上的特技“推”、“拖”手段应付。十日期限到了,联军攻击,广州陷落,叶名琛被生擒。

    ——叶名琛跟四世纪淝水战役晋政府的宰相谢安,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人物,唯一不同的是,叶名深缺少谢安那种好运气。所以谢安在恍恍惚惚中成功,叶名琛却在恍恍惚惚中失败。谢安用郊游和下棋表示他的胸有成竹和从容不迫,叶名琛用的是扶乩拜神和睡大觉。叶名琛被捉住后,英国把他送到印度囚禁,于明年(一八五八)逝世。但恨他误国的一些中国人大却坚持说,他被英国当作一种奇异的动物,装在木宠之中,运到各国展览。其实这种愤怒不见得公平,如果颟顸的官员都要接受这种待遇的话,大黑暗时代中的千千万万官员,包括清政府的皇帝在内,恐怕没有几个不具备被展览的资格。

    次年(一八五八),英法联军舰队北上,攻陷大沽,进逼天津。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修约的原则,由宰相桂良到天津跟随军而来的英法公使谈判。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奕(曼宁的儿子),仍严厉地拒绝外国使节进入北京,而英法坚持非进入北京不可。桂良被挤在夹缝中大为狼狈,于是他企图用国内的官场诈术来解决,在给奕囗的报告上说:“(现在跟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作为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借这几张纸,暂时打发他们把军舰从港口撤退。将来如果不愿履行,只要说我办理不善,严加治罪。所谓条约,就成为废纸。”

    桂良是签字了,这项在签字时清政府就预备背信的《天津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件:

    一 英法两国派遣使节驻扎北京,中国派遣使节驻扎伦敦、巴黎。

    二 开辟牛庄营口(辽宁营口)、烟台(山东烟台)、台湾(台湾台南)、淡水(台湾台北)、汕头(广东汕头)、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

    三 中国赔偿英法军费银币六百万两(英四百万两,法二百万两)。

    四 英法商船可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五 中国重申不得再称呼西洋人为夷狄。

    六 双方政府批准后,明年(一八五九)在北京换约。

    皇帝奕囗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的条款,毫不在意,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件事,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所以等到英法联军舰队一走,他就下令迅速重建大沽炮台,指派七年后死于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他的精锐兵团,沿海布防。

    第二年(一八五九),换约时间已到,英法两国公使乘军舰抵达大沽。清政府通知他们,大沽已经设防,不能通行,请改在大沽北面十五公里的北塘登陆。两国公使眼中根本瞧不起清政府的所谓设防,不肯接受劝告,径行在大沽上岸,大沽炮台开炮射击,英法舰队应战,虽然有美**舰在发现英法舰队情况紧急时,突然参战相助,向中国发炮,但英法舰队仍然失败,其中四艘沉没,六艘重伤,狼狈逃走。

    美**舰这种暴行,清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因为它根本不知道美**舰已违犯国际公法。清政府大小官员像呆瓜一样,白挨了闷棍,还不知道它是闷棍。

    然而,无论如何,总算是把英法舰队击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花花大少型的皇帝、叶名琛型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雀跃欢呼。一致认为已经重振了天朝的威风,把夷狄制服,从此天下太平。

    第二年,一八六○年,英法舰队卷土重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大沽炮台,陆军登陆后即攻陷天津。但住在皇宫女人堆里、已三十岁的皇帝奕囗,信心却非常坚强,看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译文上,有自称“朕”的字样,不禁冷笑,在一旁批注说:“夜郎自大”。下令僧格林沁,要他对英法联军:“迎头痛击,把丑类全部歼灭。”

    然而僧格林沁兵团没有力量支持奕囗的冷笑,不断败退,天津与北京间军事重镇杨村(天津武清)失守,英法联军距北京只剩下八十公里,奕囗跟他老爹旻宁一样,除了在报告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外,别无他法。最后,只好声明愿意接受《天津条约》。可是,当三国正要签字时。英国代表巴夏礼忽然提出“可怕的”条件,那就是在条约批准换约时,所有的国书都要由使节亲自呈送给国家元首。那就是说,外夷蛮官竟然企图跟天朝皇帝面面相对,这简直比使节进驻北京的要求更使得奕囗暴跳如雷,因为那些夷狄在面对面时一定拒绝下跪,而下跪磕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有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任何有天良有见识的爱国人士,都不允许它受到破坏。

    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奕囗的弟弟奕訢亲王发现毛病就出在会讲中国话的巴夏礼一个人身上,他认为如果把巴夏礼排除,英法联军便失去了灵魂。于是他下令逮捕巴夏礼。

    ——跟巴夏礼同时被捕的随从人员,共三十九人,囚在北京监狱。中国传统式的监狱是恐怖的,在一个没有人权思想,没有良好刑事诉讼的社会,必然如此。后来,当清政府被迫把巴夏礼释放时,只剩下三十四人;十数天的囚禁中,五人死于狱卒的酷刑。

    逮捕巴夏礼促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僧格林沁兵团在距北京十五公里的八里桥地方崩溃,奕囗逃出北京,逃到北方为避暑之用的热河(河北承德)。有趣的是,英法联军这时反而停止前进,提议再度谈判,为的是恐怕谈判代表奕訢亲王也跟着跑掉,他们便找不到谈判对象了。奕訢完全屈服,把巴夏礼释放,在北京城上竖起表示投降的白旗,迎接英法联军入城。这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外国陷落,却是第一次对欧洲国家陷落,而这敌人的总数不过只有一万六千人。英军为了报复巴夏礼所受的虐待和他的随从们在监狱中的惨死,把一股怒气出到北京郊外中国皇帝豪华别墅圆明园上。纵火焚烧。圆明园是清政府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筑成,作为皇帝一个人和他周围女人们专用的游逛和娱乐场所,现在化成一堆瓦砾。

    逃到热河的奕囗羞愧而沮丧,他发现仅只在大臣的奏章上批一些大话不能赢得胜利,他授权给他弟弟奕訢亲王,答应英法联军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只求联军早日退出北京。奕訢,这个二十余岁、面色苍白的青年,又气又怕,终于战战兢兢地跟英法联军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项:

    一 《天津条约》除赔款一项外,其余继续有效。

    二 中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一千六百万两(英法各八百万两)。

    三 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四 各国使节进驻北京,并觐见皇帝。

    五 增开镇江(江苏镇江)、汉口(湖北武汉)、江宁(江苏南京)、九江(江西九江)、天津为通商港口。

    六 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有权购置房屋田产。

    英法彻底胜利,清政府执政下的中国彻底失败。但取得重大利益的英法帝国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立场却因之转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大阻碍,遂转而积极帮助给他们既得利益的清政府;对清政府而言,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九 俄国攫取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疆土

    英国攻陷广州,生擒叶名琛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八五八年的春天,距广州三千公里外遥远的北方,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总督木里斐约夫,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准许俄国驻华公使前往北京,跟清政府商谈共同对付英国的策略,一方面也“顺便”商谈重新划定两国的边界。

    俄国自从上上世纪(十七)《尼布楚条约》,被中国阻挡,不能前进,到本世纪(十九)止,将近二百年,两国漫长的边界上,一向保持靖宁。然而,中国因大黑暗反扑,日益衰弱——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过分衰弱,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因为它能引诱其他国家的侵略狂热。本世纪(十九)四十年代,穆拉维约夫曾派人秘密潜越边界,调查黑龙江沿岸情况。五十年代时,他亲自出马,乘汽船深入中国领土,到黑龙江畔重镇瑷珲城(黑龙江黑河)。在瑷珲城,他亲眼看到中**队的装备,不禁大吃一惊。瑷珲城当时驻军一千余人,只有少数十七世纪进攻雅克萨城时所用的旧炮,这在西洋各国早已送到博物馆了;也只有少数士兵有鸟枪,大多数士兵都手持长矛,背负弓箭。穆拉维约夫认为,对这种一百六十年之久都不进步的国家,如果不马上发动侵略,简直死不瞑目,俄国沙皇政府支持他的主张。

    清政府对所有的外国都不相信,当然不愿接受俄国的建议去对抗英国,至于“顺便”重划边界,清政府声嘶力竭的声明说,《尼布楚条约》是“鸣炮誓天”的万年和约,用不着再谈。可是鉴于拒绝英法修约的后果,对俄国不敢坚持到底,于是命黑龙江军区司令(黑龙江将军)奕山为全权代表。奕山就是十七年前在广州以白银六百万两巨款向英军赎城的那位浑身发抖的满洲权贵,用这种人跟外国办理外交,结果如何,是可以预知的。谈判开始后不久,穆拉维约夫就看出奕山不过是一个脓包,毫无忌惮地告诉奕山说,中国应该交出黑龙江以北土地,两国即以黑龙江为界。然后把用俄文和满文写好的条约交给奕山,要奕山签字。奕山最初不肯,一味自说自话的重申《尼布楚条约》是万年和约,僵持了两天,穆拉维约夫放下面孔,宣称奕山应负一切谈判破裂的责任,就回到停泊在江心的俄**舰上睡觉去了。奕山在瑷珲城中心神不宁,夜间登高向江心眺望,只见俄舰上灯火齐明,而耳边又仿佛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他吓得第二次浑身发抖,好容易盼到天亮,立即派人去请穆拉维约夫驾临瑷珲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反而端起架子,拒绝见面,只把已写好的条约交给去请他的人带回,奕山更加六神无主,迫不及待的签了字。

    这就是著名的中俄《瑷珲条约》,内容只有两条,规定中俄在东方的疆土,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四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广大领土,包括中国人为它两次流血并取得决定胜利的雅克萨城在内,不明不白的被俄国诈欺而去。而且又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俄国跟中国共管。

    《瑷珲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喜出望外,它发现清政府比它想像的还要愚蠢无知,所以渴望再有机会跟清政府谈判,如果能天天都在谈判,那就更好。

    第二次机会闪电般来了。《瑷珲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四月签订,五月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趁热闹赶到天津,通知清政府说,如果把满洲(东北三省)沿海割让给俄国,就可以阻止英法联军进攻满洲腹地,普提雅廷在照会中特别表明心迹说:“俄**队进驻沿海,并不是欺凌中国,而是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清政府代表桂良稍微表示不敢接受这种帮助,普提雅廷咆哮说:“俄国一心一意为了中国好,如果中国不给面子,我们从此不再管这一类的事。”清政府恐怕俄国参加英法联军,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比劳师动众才获得签字的英法《天津条约》,还早十五天,距《暖浑条约》,也同样只十五天。它的重要内容如下:

    一 开辟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湾台南)、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七口通商)。

    二 利益均沾条款适用于俄国。

    三 中俄两国未定边界,重新勘定(中国西北疆土丧失的伏笔)。

    俄国还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桂良心神恍惚,口头上连连应允。口头上的应允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有鼓舞俄国要求再举行谈判的效力。

    两年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前任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狐假虎威,进入北京,向失魂落魄的奕訢亲王,表示他有办法使英法联军撤退,但中国必须把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正式割让给俄国,作为酬谢。

    英法联军所以发生,跟鸦片战争所以发生一样,都基因于清政府对当代国际社会,连最低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英法联军的目的只求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并无意打进中国的首都。既然阴差阳错打进了中国首都,一则缺少冬天装备,一则又怕清政府瓦解,妨碍他们的商人做生意。所以一心一意希望早日签订和约,早日撤退。清政府官员对这些一无所知,每日忧心忡忡、唯恐英法长期占领。在签约之后,英法联军本要依限撤退,偏因内部一点小事,延缓了几天,奕訢就慌了手脚,认为是俄国从中捣鬼,他向皇帝奕囗报告说:“恐怕俄夷之事一天不解决,英夷的兵一天不走。”就又晕晕忽忽地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一、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给俄国。

    二、中俄两国在中亚,以山脉河流自然形势,和中国哨兵站为边界。

    三、俄国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伊犁(新疆伊宁)、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自由贸易,并有购地建屋,和传教之权。

    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有三十四万平方公里,包括海参崴在内,在俄国的诈欺下,又莫名其妙的全部丧失。

    中国既没有被俄国打败,俄国也没有费一枪一弹,只凭恐吓和诈术,就硬生生的夺取了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半,而且这还是第一批,更多的恐吓和诈骗还在后面。这不像是真实的国际交涉,倒像是一篇童话故事。

    十 新疆的脱离与收复

    太平天国覆亡的那一年(一八六四),西北的新疆地区,又爆发更严重的反抗战争。

    陕西回变领袖人物之一的妥明从陕西到了新疆天山北路的重镇乌鲁木齐,住在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参将)索焕章家中,企图发动另一个回变,以打击已失去控制力的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