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再复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马悦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告诉我，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和我的几次通讯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
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我在一篇短文中这么说："我真的非常喜欢李锐的小说。他的《厚土》早就让我沉醉。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