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想法，要是用他懂得的话和他打招呼，问他点什么，他很可能会用响亮的、童贞的恭敬的声音回答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你也会摸摸这张小脸。布鲁姆费德这样想着，可还是从孩子身边走了过去。到了胡同里，他觉得天气比他在屋子里想象的要好。晨雾正在散去，劲风吹过的天空现出蔚蓝。布鲁姆费德把他比往常从屋子里出来得早得多归功于气球，他甚至连报纸都放在桌上忘了看，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他赢得了很多时间，现在可以慢慢地走。奇怪的是，自从他和气球分开以后，它们没怎么使他伤脑筋。只要它们跟在他身后，人们就可以把它们看成他的一部分，看成在评价他个人时也得作些考虑的东西，而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家里柜子里的一个玩具。这时布鲁姆费德想起，也许最好是按照气球本来的用途处理它们才不会把它们损坏。那个男孩还站在过道里，布鲁姆费德要把气球送给他，不是借，而的的确确是送给他，而这肯定就意味着命令他去毁坏它们。哪怕它们能好好地保存下来，它们在男孩的手中还不如呆在柜子里，整座楼房的人都会看见，男孩怎么玩气球，其他的孩子也会一块玩，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是玩具，而不是布鲁姆费德的生活伴侣，这种看法不会动摇，不可抗拒。布鲁姆费德走回房子。男孩正走下地下室台阶想把门打开。布鲁姆费德得叫住男孩，叫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和所有与这男孩有关的一切同样可笑。“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他叫着。男孩迟疑了好久。“过来呀。”布鲁姆费德喊道，“我给你点东西。住房勤杂工的两个小姑娘从对面的门里出来，好奇地站在布鲁姆费德的左右。她们比男孩子理解得快得多，她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马上过来。她们朝男孩招手，同时眼睛也不离开布鲁姆费德，不过她们想不出来是什么礼物在等待着阿尔弗雷德。好奇心折磨着她们，她们两只脚来回地跳着。布鲁姆费德朝小姑娘笑，也朝男孩笑着。看来男孩终于弄懂了这一切，他呆板而迟钝地上了台阶。在过道里他连出现在楼下地下室门口的自己的母亲都假装看不见。布鲁姆费德喊的声音特别大，好让女佣也听得见，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她可以监督他委托办理的事情。”我在楼上房间里有两个好看的气球。你要吗？“男孩子只是咧了咧嘴，他不知该怎样做才好，他转过身，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下面的母亲。两个小姑娘马上就围着布鲁姆费德跳着要气球。”你们也可以玩。“布鲁姆费德对她们说，不过他仍等着男孩的回答。他可以马上把球送给小姑娘，但他觉得她们太轻浮，现在他更信任那个男孩。男孩没和母亲说话，这时已经取得了母亲的意见，当布鲁姆费德又一次问他时，他便同意地点点头。”那就听着，“布鲁姆费德说，这时他倒愿意没有看见他对礼物没有道谢的表示，”你妈有我门上的钥匙，你得跟她借，这儿我给你我衣柜的钥匙，气球在衣柜里。把柜子和屋子再小心地锁上。这球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必送回来。懂了吗？“男孩子可惜没有听懂。布鲁姆费德想给这个榆木脑袋把一切讲得特别清楚，可正因为如此，他把一切重复来重复去，一会儿讲钥匙，一会儿讲房间，一会儿又讲柜子，因此这个男孩盯着他，倒不像是看着他的好心人，而像是看着一个引诱者。可两个姑娘却立刻听明白了，她们催着布鲁姆费德，伸出手去拿钥匙。”等等，“布鲁姆费德说着，他对这三个孩子感到很恼火。时间也越来越少，他不能再久呆了。要是女佣能说一句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会把一切事情都给男孩子办好就好了。可她仍旧站在下面的门边，像一个难为情的重听者那样不自然地笑着，许是她以为上边的布鲁姆费德忽然对她的孩子百般疼爱起来，听他说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的废话。可布鲁姆费德又不能走到地下室台阶去对着女佣的耳朵喊，要上帝发发善心让她的儿子快把气球从他那儿拿走吧。他让这家人整整一天拿着他的钥匙已经够可以的了。他在这儿把钥匙递给男孩，而没有亲自带他到楼上去把球给他，倒并不是他爱惜自己。但他总不能在楼上先把球送出去，然后，像预料会发生的那样，球跟在他后面时，就等于又立刻从男孩手中把球带走。布鲁姆费德又开始重新讲一遍，可他看到孩子呆滞的目光时，又马上中断了他的解释，”你还没听懂？“他问这问题时几乎感到悲从中来。这种呆滞的目光使人束手无策。它可以引诱一个人说出比想说的话更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智能填补这种空白。
“我们给他把球拿来，”姑娘们喊道。她们很狡猾，看出自己只能借助于这个男孩才能得到球，而她们自己必须使这个中间人发生作用。楼房勤杂工屋子里的钟敲响了，催着布鲁姆费德快走。“那你们拿着这钥匙吧，”布鲁姆费德说，与其说他把钥匙给了出去，还不如说钥匙是从他手上抢走的。他把钥匙给这男孩的安全感不可比拟地要大得多。“房子的钥匙你们从楼下女人那儿拿，”布鲁姆费德还说，“你们拿回来气球以后，得把钥匙交给那女人。”“知道了，知道了。”姑娘们喊着，顺着台阶跑了下去。她们都明白，什么都明白，布鲁姆费德像是受了男孩迟钝的影响似的，现在自己倒不明白，她们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听懂他的解释。
两个小姑娘已经在下边硬拖着女佣的裙子走，虽然这很有意思，但布鲁姆费德也不能老看她们怎样完成任务，这倒不只是因为时间晚了，也是因为气球放出来时他不愿在场。姑娘们在楼上开他房间的门时，他甚至想先走出几条胡同。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气球见不到他。就这样，他在这天早上第二次来到外面。他还看到女佣怎样使劲地对付两个姑娘，男孩怎样扭动着罗圈腿去给母亲帮忙。布鲁姆费德不理解，像女佣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世上人丁兴旺、繁衍不绝。
在去布鲁姆费德上班的制衣厂的路上，工作的念头渐渐占了其它念头的上风。这加快了他的步伐，尽管男孩子耽搁了时间，可他还是第一个到了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一个用玻璃门开关的房子，里面有一张布鲁姆费德的办公桌和布鲁姆费德手下的实习生的两张供站着工作用的斜面桌。虽然斜面桌又小又窄，好像是给小学生用的，可这间办公室很挤，实习生不能坐着，否则就放不下布鲁姆费德的转椅了。这样实习生就整天挤着站在桌边干活。这对他们来说肯定很不舒服，可布鲁姆费德也因此很难观察到他们。他们俩人经常凑到桌子边，可不是为工作，而是为悄声说话，或者甚至打瞌睡。布鲁姆费德对他们很是恼火，摊派给布鲁姆费德一大堆工作，而他们给布鲁姆费德帮的忙远远不够。他的工作是负责与国内女工的整个货物的资金来往，这些女工是工厂为生产某些精细产品雇佣的。为了判断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得进一步了解一下工厂的整个情况。自从布鲁姆费德的顶头上司几年前去世以来，没有人了解这进一步的情况，所以布鲁姆费德也不承认别人有对他的工作作出评价的权力。比如工厂主奥托玛先生显然就低估了他的工作，他虽然承认布鲁姆费德二十几年对厂里作出的贡献，他承认这些，不仅是因为必须，而且也是因为他尊重他是一个忠实可信的人，--可他仍然轻视布鲁姆费德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工作可以比布鲁姆费德干得更简单、因此从各方面来说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据说，并且这也许并非不可信，奥托玛之所以很少到布鲁姆费德的科里来，是为了少生看到布鲁姆费德的工作方法时的那份气。被人这样错误地理解一定使布鲁姆费德感到悲哀，但这是没法子的事，因为他总不能强迫奥托玛一个月不间断地呆在布鲁姆费德的科室里，研究这里所需完成的工作的的多样性，运用他自己所谓的更好的工作方法，--其后果是科里工作必定是一踏糊涂--从而相信布鲁姆费德的正确性。因此布鲁姆费德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完成他的工作，要是过了很长时间奥托玛出现那么一次，他便感到有点惊慌，不过仍以下级的义务心理稍微尝试着给奥托玛讲解这个或那个设备，而后者总是沉默不语，低着眼睛点着头继续走他的路，另外，使他难受的还不是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是这种想法，即要是有一天他被解除了职务，其立杆见影的后果就是会产生任何人都对付不了的乱七八糟的局面，因为他不知道厂里还有谁能代替他，能以某种方式使厂子几个月都能避免最严重的生产停顿的局面。要是上司低估某人的能力，那么当然他的职员会做得比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厂里的每个人都轻视布鲁姆费德的工作，没有人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的业务应该到布鲁姆费德的科室去工作一段时间，要是招收新职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愿意分到布鲁姆费德手下去工作。因此布鲁姆费德的科室缺少后备力量。当布鲁姆费德在科室里只有一个勤杂工搭把手，所有的事情都得一人干、要求派一个实习生作帮手时，他费了好几周的唇舌。布鲁姆费德差不多每天都去奥托玛的办公室，心平气和地、详详细细地给他解释为什么这个科室需要一个实习生。实习生必不可少并不是因为布鲁姆费德舍不得自己干，布鲁姆费德并不打算珍惜自己，他还是做他的那份过多的工作，并不想停止，但奥托玛先生应该考虑考虑公司的整个发展情况，所有的科室都在相应地扩大，只有布鲁姆费德的科室总是被遗忘。可要知道，正是那个科室的工作量增加了多少！当布鲁姆费德进厂时，奥托玛先生肯定记不起他进厂的时间了，那个科室只和大约十个女工打交道，而今天女工的数字已经介于五十至六十之间。这样的工作需要人力，布鲁姆费德可以保证他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但从现在起他不再能保证完全胜任这个工作。不过奥托玛先生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布鲁姆费德的请求，他不能对一个老职工这样做，可他那种几乎不听他说话、不理睬他的请求而和别人说话，半推半就地答应，可几天以后又忘得精光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确侮辱人。这其实不是对布鲁姆费德的侮辱，布鲁姆费德并不是个空想家，荣誉和赞赏好是好，可布鲁姆费德可以不要，无论如何，只要能做到，他就得坚守岗位，不管怎么说，理在他手里，而最终，有理就能得到承认，哪怕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这样，布鲁姆费德甚至真的到底有了两个实习生，不过这是什么实习生啊。别人简直可以相信，奥托玛看出，他提供实习生比拒绝提供实习生更能清楚地表示他对这个科室的轻视。甚至，奥托玛之所以这么长时间用空话敷衍布鲁姆费德可能是因为他在找这样两个实习生，而可以理解的是，他这么长时间找不到这样的人。现在布鲁姆费德抱怨不得，人们早就可以预知对他抱怨的回答，他只要一个实习生，却得到了两个；奥托玛这一招实在是妙。当然布鲁姆费德还在抱怨，但那完全是他的处境逼的，而不是因为他现在还需要帮手。他也不是一个劲地抱怨，而只是有适当的机会时顺便提一下。尽管如此，过了不久，在那些不怀好意的同事之间，仍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有人问过奥托玛，布鲁姆费德现在有了这么了不起的帮手，会不会还在一直抱怨。对此据说奥托玛回答说，是的，布鲁姆费德还在一直抱怨，但他有理由抱怨。他，奥托玛，终于认识到布鲁姆费德是对的，他打算逐步给布鲁姆费德的每个女裁缝分配一个实习生，也就是说一共大约六十个人。要是这还不够，他还会派去更多的人，直到这个疯人院人满为患，而布鲁姆费德的科室几年以来已经正在变成一座疯人院。不过说这番话时，人们把奥托玛说话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而奥托玛自己却绝不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布鲁姆费德发表这样的意见，对此布鲁姆费德毫不怀疑。这一切是二层办公室的懒蛋们造的谣，布鲁姆费德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两个实习生的存在也这样心安理得就好了。这两人就站在那儿，赶也赶不走。他们两个还是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孩子。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早已到了不用再上学的年龄，可实际上人们不能相信。是的，人们还不愿把他们托付给一位老师，他们的的确确还应该让妈妈领着才对。他们还不能从事理智的活动，开始时，长时间的站立尤其使他们感到疲备不堪。不看着他们吧，他们就立刻任其弱点暴露无遗，歪着身子站着，在墙角里低着头。布鲁姆费德试图使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老图舒服，一辈子都会成为残废。让实习生跑点路真是冒险，有一次一个实习生只需走几步路，他却过分热心地跑起来，结果在桌旁把腿磕破了。屋子里满是女裁缝，桌子上堆满了活，可布鲁姆费德不得不放下所有这一切，带着哭鼻子的实习生到办公室给他简单包扎一下。但就是实习生的这种热心也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像真正的孩子一样，有时想得到表扬，可更多的情况是，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几乎总是想迷惑这位上司的注意力，欺骗他。有一次在最忙的时候，布鲁姆费德汗流浃背地走过他们身边时，发现他们躲在货包中间交换邮票。他本想用拳头给他们的脑袋几巴掌，对这样的举止这本来是唯一可行的处罚手段，但这是孩子，布鲁姆费德总不能把孩子往死里打。就这样，他继续和他们纠缠着。本来他以为，实习生会直接给他搭把手的，眼下分配活很吃力，并且得留神才是。他本想，他能站在斜面桌子后面的中间，环顾着一切，负责登记就行了，实习生按他的命令来回跑着分活。他以为，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他的监督，虽然是这样的严格，也还不够，实习生的留心可以对此进行弥补，实习生慢慢可以积累经验，不必在细微末节之处靠他的命令行事，最终自己学会在对产品的需求和对人的信任程度方面对女裁缝能够区别对待。对两个实习生而言，这都是落空的希望，布鲁姆费德过了不久就看出，他根本不能让他们和女工说话。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从不到某些女工那儿去，因为他们讨厌或是害怕她们，而对那些他们偏爱的女工，则经常跑上门去。他们给这些女工愿意要的东西，哪怕是她们应该得到的，这两人也鬼鬼祟祟地把东西塞到她们的手里，在一个空货架上给这些偏爱的人积攒着各种布头，无用的零头，不过也还有用得着的小东西，他们老远就拿着这些东西高兴地在布鲁姆费德的背后朝她们摆手，为此得到的是女工给他们两人嘴里塞糖果。可不久，布鲁姆费德就结束了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女工一来，就把他们赶到隔开的棚屋里去。可他们俩好长时间都把这样的处置当作最大的不公平，他们反抗，故意折断钢笔，大声地--不过他们不敢把脑袋抬起来--敲着玻璃窗，以便让女工知道他们得忍受布鲁姆费德什么样的对待。
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比如他们几乎总是到办公室太晚。他们的上司布鲁姆费德从最年轻的时候起就认为至少在办公开始的半个小时以前到办公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虚荣心，不是过分的责任感，只是对体面的某种感觉，--大多数情况下，布鲁姆费德得等一个多小时他的实习生。他常常是嘴里嚼着早饭面包站在大厅的桌子后面，在女工的小本子上进行结算。过了一会他便完全埋头于工作，其它什么都不想。这时，他会突然吓一跳，惊得手里拿着的笔抖动好一会儿。那是一个实习生闯了进来，像是要跌倒似的，他一只手随便抓住什么东西，另一只手捂着胸口喘个不停--可这一切都只意味着他在为迟到找个托辞，这种托辞如此可笑，以至布鲁姆费德有意不去理会，因为不然的话，他当痛打这孩子一顿。这样，他只是看他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棚屋，接着又扭头干他的事去了。你以为实习生会看出上司的慈悲，快步走到他的位子上去。不，他不着急，他跳跳蹦蹦地走，用脚尖走，一步一步地挪。他想嘲弄他的上司吗？也不是。这又只不过是害怕和自我满足的一种混合心理，对此人们毫无办法。否则该作何解释呢，今天，布鲁姆费德自己也非同寻常地晚到办公室来了，在等了好半天以后--他没有兴趣去查帐--透过那个愚蠢的勤杂工扫地时用条帚扬起的尘雾，他看见两个实习生在胡同里慢慢悠悠地往这儿走着。他们搭肩勾臂，好像在讲着什么要紧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说的事情和厂里的生意之间即便是有，顶多也是一种不允许存在的关系。他们离玻璃门越近，越是放慢了脚步。最后一个人终于摸到了门把手，可他不往下按，他们还一直说着、听着、笑着。“给我们的先生开门，”布鲁姆费德扬起手来对勤杂工喊道。不过实习生进来时，布鲁姆费德懒得和他们争吵，他没回答他们的问候，走到他办公桌那边去了。他开始算帐，但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实习生在做什么。一个人好像很累，在揉着眼睛，他把外衣挂在钉子上时，利用这机会又在墙边靠了一小会儿，在胡同里时他还精神抖擞，可一走近工作他就疲倦不堪。另一个实习生倒是有兴致干活，但只是对某些活感兴趣。比如他一直想干的事情就是扫地。可他不应该干这个工作，打扫的事情只应该由勤杂工去做，本来布鲁姆费德并不反对实习生扫地，他可以扫，但他不能比勤杂工干得更差，他要想扫地，那就应该早点来，在勤杂工开始打扫以前来，而不应当仅仅利用该干办公室的工作时扫地。要是这个小男孩不能进行任何理智的思考，起码这个勤杂工，这个头头肯定只允许他到布鲁姆费德的、而不是到其它办公室干活、只能靠上帝和上司恩赐活着的半瞎老头应该让他一下，让这个孩子拿一会帚把，这个笨拙的孩子不一会儿就会失去扫地的兴致，会拿着条帚追着勤杂工跑，好说服他再去扫地。可看来这勤杂工恰恰对扫地有种特殊的责任感，你看，那男孩刚一接近他，他就用哆哆嗦嗦的手更加攒紧了扫把，他宁愿静静地站在那儿不打扫，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扫把的占有上。这个实习生不用话语来请求，因为他害怕那个假装结算的布鲁姆费德听见，再说，一般的话说了也没用，因为只有对着勤杂工大喊才起作用。就这样，实习生起先扯扯勤杂工的袖子。勤杂工当然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板着脸看着实习生，摇摇头，把条帚抱得更紧，一直抱到胸前。实习生合拢两手请求着。然而他没有指望通过请求达到目的，他只是觉得请求很有意思才这样做。另一个实习生轻声地笑着观察整个过程，显然他以为--尽管他的这种以为让人难以理解--布鲁姆费德听不见他笑。请求对勤杂工丝毫不起任何作用，他转过身，以为现在又可以成竹在胸地使用条帚了。可实习生跳到他的脚尖前搓着两手乞求地跟着他，又从这边向他请求。勤杂工转了好几次身，实习生也跟着跳了好几次。最后勤杂工觉得四面都被堵住了，他发觉，他比实习生更容易累，其实，他头脑简单得不得了，本来一开始他就应该发觉这点的。因此他就找其他人帮忙，他用手指着威胁着实习生，指着布鲁姆费德说，要是实习生不放手，要是实习生不放手，他就告到布鲁姆费德那里去。实习生知道该先下手为强，于是他放肆地去抢条帚。另一个实习生无意识的喊叫意味着即将来到的输赢。虽然这次勤杂工后退一步让了他一下，把扫把仍握在自己手里，但实习生不服输，他张着嘴，瞪着眼跳将起来，勤杂工想跑，可他那不中用的老腿哆哆嗦嗦跑不了，实习生够着了扫把，他虽然也没抓牢，但他却使扫把倒在地上，使勤杂工失去了扫把。不过看来实习生也输了，扫把一倒，三个人，两个实习生和勤杂工起先都发呆了，因为现在布鲁姆费德肯定什么都看见了。事实上，布鲁姆费德是抬起头来在他的观察窗上看见了，他装作现在才发觉似的，严肃地用审视的目光把每个人都打量一番，连倒在地上的扫把都没放过。许是沉默得太长，许是犯了错的实习生不能克制自己扫地的**，反正他弯下了腰，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弯下了腰，好像他要抓的不是扫把而是一个动物，他拿起扫把扫着地，但当布鲁姆费德跳起来从棚屋里走出时，他马上又害怕地把扫把扔下了。“两个都去干活别闹了！”布鲁姆费德吼道，他伸出手给两个实习生指着去桌子那儿的路。他们立刻去了，但不是低着头感到羞愧，而是死板地朝布鲁姆费德那边转过头，呆呆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像要阻止布鲁姆费德打他们似的。不过经验足以告诉他们，布鲁姆费德基本上从不打人。可是他们过分害怕，因此总是试图着、并且从不带任何温情地维护着他们真正的或者说是虚假的权力。
（吴麟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