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用讽刺科举制度的诗来抨击联考，而现在也有很多批判高考的人喜欢把高考和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做类比。看来大陆和台湾虽然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毕竟同为中国人，不仅考试制度十分相似，连对考试制度的批评都如出一辙。高三的时候，我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样，十分赞成这种观点，直到大二才有所改变。那是一次校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否应该全国统一”。我们是正方：“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全国统一”。围绕这个辩题，我组织了一次集体讨论，对高考做了仔细的分析。考虑到反方可能用科举制度作为例子来证明：全国整齐划一的考试形式和录取形式将会使高考走向僵化。我们专门准备了一整套辩词来反驳这种观点，其核心就是不能将科举与高考做类比。虽说辩论赛是“辩题决定观点”，辩论中反方新闻系代表队也没有拿科举来说事，这个辩词未能派上用场。但“科举的弊端不能类推至高考”的思想却为我所接受，并信奉至今。也正是由于那次辩论，对于高考，我才开始从一昧的抨击转为冷静的反思。

    首先，我们不可因为明清时期科举的腐朽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在其初期是利大于弊的，余秋雨《十万进士》中讲的非常详细：

    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