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悲哀。那一家人都埋着头吃饭。时间像是死过去一般。陈郁扒拉着豆花，一点一点往嘴里送。我把碗里的汤喝得一干二净。陈郁剩下了大半碗。主妇像客人般拘谨。

    采访将完的时候，主人说：“天灾免不了。粮食够吃，不生病，就谢天谢地了。”

    走出这户人家，到山脚下进行采访，再到踏上归途，我没有主动和陈郁说一句话。

    回到报社，我和陈郁面临一个写稿分工的问题。按照常规，这种两人一同采访的稿子，由两人各写一半，分工合作。我不想和陈郁分着写。说实话，有点“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思。我对他说，不如一人写一篇，写完后都交上去，上面愿意用哪篇就用哪篇。陈郁同意了。

    因为心灵受到震撼，我提起笔就停不下来，直写到七八千字才罢休。陈郁的稿子写了三千来字。两篇稿子一同交上去。我的稿子被采用了。稿子刊发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读者通过报社给灾区捐了款。

    陈郁主动找到了我，这是破天荒第一遭。我以为他要发泄不满。没想到他跟我说开始有点服我了。说是以前他确实有些看不起我，觉得我没上过大学，和他不在一个层次。现在看起来，我是个例外。

    我说：“你错了，还有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比我能干。人与人是否处于同一层次，除了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能力。”

    此后，我和他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僵了，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同事交情上。说不上有什么成见，也许不过是成长经历不一样罢了--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

    夏天，报社来了几个实习生，给我分配了一个让我带。乖乖巧巧的一个女孩子，叫章欣。她站在我面前，一声清脆的“老师”，喊得我傻愣愣的。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在报社呆了两年，一直是我叫别人“老师”。

    章欣在一所大学新闻系读大三，利用暑假的两个月时间来报社体验一下实战的感觉。我告诉她当记者很苦。她说她就是专门来吃苦的。她就是喜欢记者这个挑战性强的行业，自由得很，也有成就感。我就告诉她当记者没什么大的诀窍，关键就是多跑，多想，多写。

    第二天出去采访时，我带上了章欣。她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我让她镇定些，采访时多听我说。她忙不迭地点头。

    没想到，第一次带章欣采访就砸了锅。刚开始她还比较安静，专注地听着我和采访对象的对话，在采访本上作着记录。后来，也许是紧张劲过去了，她活跃起来，急于表现，抢在我前面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