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山鹰社”，大约本书的读者人人都会来一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要知道，“山鹰社”不过是北大上百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还有无数的“校园政治家”都有过组织社团的经历——你可以参看上一章张锐的描述。做社团确实很能锻炼人，你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成员安排角色，需要不停地想出点子并且找到赞助付诸实践，于是你根本就是一个小公司的CEO。

    每个人都会有想做一点事情的冲动，但如果一方面想把书读得特别好，一方面又要应付那么多的杂事，那真的很辛苦。我的意见是，不管多辛苦，两样事情都要去做，两边的经验都很重要，而且要做就都要做好！

    有一天一个大三的师兄跑来找我，说他要竞选院学生会主席，希望我能帮助他。他还拿了一张表要我填，看我有兴趣参加哪个部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说拒绝，就说参加学术部吧。

    不久这个师兄果然竞选成功，他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要大家出主意。前一届的学生会在全校发起了一个“文明修身工程”，口号叫做“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影响是比较大的，而新一届的学生会也要争取搞出一个什么“工程”来。

    这个时候正是1999年底，所谓的“世纪末”，什么事情大家都喜欢冠上“世纪”这样的字眼。所以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建议做一个系列讲座，主题叫“跨世纪的中国”，邀请各个领域的实力派学者来回顾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一说完主席眼睛一亮，马上就指着我说，好！太好了！任羽中你来负责这个事情！

    想推是推不掉的，但我也很犯难。我只是北大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二学生，我能请得动多少大学者呢？正好当时我在上王联老师的专业英语精读课，他有一个学生也是我们的师兄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工作，所以这个杂志每期都送一份给王老师，于是我们都有机会先睹为快。印象最深刻的是温铁军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还有张睿壮老师的文章。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找这个杂志社，争取与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帮忙联系一些学者呢？

    第二天我就拨通了杂志社的电话。实在也太巧了，接我电话的就是执行主编杨学军先生，他不仅是北大的校友，还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家属”。他听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