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扔到了垃圾桶中，拿起笔，重新签了一张，在金额后面又多加了一个零。他把支票装进信封，写上“医务室詹姆士大夫收”。

    内线通话机响起，传来西尔维亚的声音：“是冯·欧斯特先生的电话，我马上转接进来。”尼尔站起身来接听电话——有了现代通信技术，打电话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把话筒拿在手中了。两人仿佛是在同一间屋子里面对面交谈，尼尔听到了深沉的德意志口音，清晰纯净，讲的却是英语。

    “Ｈｅｌｌｏ，尼尔。一切好吧？”

    “Ｈｅｌｌｏ，派特。我很好，谢谢。你的家人怎么样？”

    尼尔和派特交谈着，要讨论的每一个话题在他头脑中都很清晰，井井有条，细致又准确。他能否扭转时局，改变组织，重树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谈话，取决于他能否说服这位头脑固执的德国朋友。他当然有这个愿望，也有信心，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机会。只要尼尔能说服他，派特就会重做决策。尼尔当然能做到这点，也必须做到这点。但这事要晚点谈，先说说家庭，先办妥安吉拉的工作。尼尔并没有为这种想法感到愧疚，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派特及其家人。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尽最大努力为安吉拉在这里找到工作。他知道，派特会明白这点。这才充分体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敬。不过，友谊归友谊，业务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码事。业务是冷硬而不可妥协的。这一戒律无比清晰，仿佛是非洲无情的烈日，烧烤着尼尔，提醒他：形势危如累卵，生死存亡就系于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