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5 一样不一样（7）

    郑观应，1860年进入宝顺洋行工作，后来他写了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这本书对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孙中山、**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虞洽卿，1892年进入德国鲁麟洋行，后来分别在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当买办，虞洽卿后来成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左右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人物。

    这些买办在获得了最初的资本积累之后，不少人另立门户，自己做了老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从洋行那里学到的经营方式嫁接到中国传统的商业中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西化”商人群体。同时，这些买办因为长期与洋人共事，比较容易接触西方的政治文化，不少人甚至还受过西方教育，思想上相对开明。

    除了买办这个群体之外，中国一些传统的富商也开始进入上海。他们因为家境富裕，不少人同样也接受过西方教育，甚至直接把买卖做到西方。这些“西化”的中国商人群体从19世纪末开始就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力量。其中，以广东商帮和江浙财团最为著名。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商帮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894年，28岁的广东医生孙中山发表《上李鸿章万言书》，关心时局的孙中山在这封万言书中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中国社会的想法。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并没有理会这个热血青年。孙中山失望之余，在这一年的年底去了夏威夷檀香山，在那里，他成立了“兴中会”。孙中山也由此走上推翻清政府的漫漫征程。不过，搞革命同样需要资金，有钱才能买枪买炮。孙中山之后十几年的生涯中，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筹集资金上。而给他帮助最大的，恰恰是具有“西化”背景的江浙和广东商人。

    1906年，孙中山坐船下南洋，去新加坡宣传革命，筹集资金。在这次旅途中，孙中山认识了去新加坡做生意的浙江湖州商人张静江。张静江出身于富商家庭，常年在欧美做生意，思想较为开明，因此与孙中山颇有相见很晚的感觉。孙中山向张静江说明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张静江深表赞同，并告诉孙中山如果需要资金，可随时向其提出。孙中山和同盟会因此也得到了张静江的大笔资金支持。孙中山后来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张静江立即从海外回国，筹集资金支持革命党人；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财政困难，张静江又带领商人进行捐款。之后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张静江照样都是出钱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