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千多年前的刘邦，他在见到秦皇车驾时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而另一个叛逆者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种自我赋予并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熟读《毛选》、青年楷模、大跃进式的增长目标、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为自己为城市树立一座固化的丰碑……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环境的彻底反思，战胜了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内心更强大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这是非常害人的空想，制订了一个很虚的目标。它在鼓励什么？鼓励大家搞大跃进、搞浮夸，让大家心里面很浮躁，对于现实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我就不搞那么宏伟的目标了，我觉得实用最关键。”

    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及时把公司变现，玩资本财技（上海健特借壳、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苹果COO库克、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以及乔纳森?埃弗——这个设计白色马桶的英国人，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开放平台。

    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