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茅于轼：“经济学界的鲁迅”（2）

    1955年，茅于轼被选中调到大连参加铁道部组织的牵引计算规程编制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规程编制完成后，北京铁道研究院又把他调了过去，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的研究工作。当时的铁道研究院在茅于轼看来，是一片大显身手的沃土，因为那里都是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简单，所有人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新中国的铁道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欣欣向荣的工程师生涯很快便中断了。1957年夏天，出差进行列车阻力实验的茅于轼从报上看到了中央号召整风的消息，他以为是一种肃清社会风气的运动，所以没有在意。谁料想，正是这份随意和独立自由的性格特点，给他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时任整风讨论会小组长的茅于轼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右”，但是对政府的信任与忠诚导致很多当时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走向了“谬误”的深渊。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凶手”，而有些人是“牺牲品”。其实无论是哪个位置上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当时茅于轼家在王府井，离单位较远，所以每天晚上结束讨论前他离场。令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1个小时的“早退”让他戴上“右派”帽子长达二十余年。

    1958年，为了凑够铁道研究院5%的“右派”指标，茅于轼也“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右派”。对于茅于轼全家来说，这真是晴天里的霹雳。在不知所以中，以一种稀里糊涂的方式被划进了“右派”的行列，不但工资降级，茅于轼还被调到了北京东郊的环形铁路做养路工，接受“改造”。

    “右派”在当时是没有公民权利的，茅于轼的著作《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不允许用自己的名字，只好改署自己的儿子“茅为星”的名字。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写出专业技术类著作，想来也只有那个时代才可能发生这样荒谬的事情。

    1960年，作为“右派”分子的茅于轼被下放到了山东的藤县。在藤县，茅于轼靠在田间捉来的蚂蚱和喝水来抵御饥饿的侵袭，勉强活了下来。这段挨饿的经历让茅于轼日后对铺张浪费深恶痛绝，每次看到宴席上剩下的菜，总是有些气愤。

    3．苦难之中的坚定

    “右派”茅于轼谨小慎微，处处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避免不了被批斗和谩骂，甚至毒打。

    有人担心现在许多网民在网上的谩骂会让茅于轼受不了，但他觉得那些都是毛毛雨。他担心的是中国的青年一代是非观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诱导和利用，希望他们不要误入歧途。

    1966年9月下旬，茅于轼到大同机车厂进行劳动。远离了政治中心北京，境遇反而有些好转，茅于轼在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