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回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不料却迎来了30年的曲折人生。

    任何一个时代，外部环境总是会对内部局势造成莫名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道路的取舍。

    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1949年的世界似乎异常的迷离。放眼望去，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遭受经济危机之后的大萧条，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取得胜利，在两极格局中苏联占上风，它所倡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新中国以追随者的姿态，完全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决定首先搞重工业，牵系国运命脉的农业被放置到从属地位。

    这样的背景下，张培刚提倡的农业工业化理论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加之建国之初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张培刚这个“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的博士自然毫无用武之地。满心欢喜回国的他，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为响应国家工业发展的号召，张培刚这个丝毫不能发挥专业技能的名校博士，因为“人还可靠”的缘故，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 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名头听起来还算光鲜，但其实是每天与沙石砖瓦为伴。当时华中工学院的校址还是一片农田和坟场，张培刚每天不但要为申请物资而奔波，还要承担挖坟掘墓者的恶名，天天游说当地的农民迁坟，整天灰头土脸而又背负极大压力。

    一连几年，张培刚像一颗螺丝钉，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几乎一天到晚都奔波在灰尘四起的工地上，久而久之落下肺病。不过除了身体上的疲累，张培刚更多的是心里的迷茫，但是对于工作，他从来无愧于心。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投资1 400多万人民币，全部归张培刚一人统筹管理，后来修建长江大桥，投资手笔更大，达6 000多万，仍是他在管理。“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