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占了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源，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在天灾**所共同作用下，中国经历了震惊中外的三年（1959年~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由于当时“一大二公” 的经济体制，农民被集体劳动的生产形式牢牢拴在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土地上，几乎不存在人口流动。大饥荒来临时，地方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封锁消息，用强硬行政手段干预饥民“逃荒”，从而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部分重灾区甚至发生了“易子相食”的惨剧。

    这一切给当时刚满10岁的周其仁留下了深刻印象。身处如此剧烈颠簸的社会，任何个体都不可能逃脱形势的摆布，眼见种种荒谬现实，只能听之任之。周其仁少年时代在迷惘与困惑中度过。

    1966年，周其仁初中毕业，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1968年12月，**发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周其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从1968年一直到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0年间，他一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进行劳动锻炼，期间还在完达山做了7年的猎人，这与其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形成鲜明对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完达山岁月给周其仁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那时，山里只有他和师傅两人，衣食住差不多样样都是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有个现象令周其仁百思不得其解，看到师傅在倾盆大雨中点火，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比自己父母本领大许多，收入却是天壤之别。周其仁不禁在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很多人将此解释为城乡差别，周其仁不解。得不到答案的周其仁异常苦闷，陷入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