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次，围绕经济体制问题，日后经济理论界还会出现数十次论战，而这一次，令吴敬琏终生难忘。

    1964年秋天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张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成为批判的对象，随后升级为猛烈批斗，他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还因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期间，作为理论上的反攻，吴敬琏、陈吉元与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提出“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显然是在针对孙冶方所言的价值规律。

    如果说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形势所迫和理论分歧，那么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吴敬琏对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还无意中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已有经济理论的机会。

    1969年，**下达备战“一号命令”。中科院各学部响应号召，全体人员集体下放，经济所所有人员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吴敬琏与另一位“老右派”顾准被分到了同一个排里。

    检举“五?一六分子” 期间，曾经的革命青年吴敬琏成为被揭发和批斗的对象。一次，有人向组织告密说，自己曾让吴敬琏帮忙修理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于是，他便有了“偷听敌台”的罪名，隔三差五就被批斗，最多时一天会被斗三四次。

    这场空前大批斗中，经济所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成为“五?一六分子”，其中很多人因为不堪忧愤而自杀。羸弱的吴敬琏不肯低头，他“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最终挺了过来。从此，经历劫难的吴敬琏开始对时代产生质疑，并与“同病相怜”的顾准逐渐亲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