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夫人的反应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杨建强为了移植骨髓，曾经接受过全身放疗以杀死身体中的全部自体骨髓。因此，杨夫人自己对放疗也并不怎么陌生。但问题在于，以前准备做化疗之前，医生们会详细说明辐射的位置，每次辐射的时间，辐射的总剂量，以及可能出现的后遗症等等。

    说白了，这种行为就像是高速公路上塞车的时候有个导航地图，可以看看前面到底塞了多远一样。虽然提示未必准确，而且一定不会对塞车本身又什么帮助。但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能对前面的拥堵情况有一个大概预估的话，那么不管是开车的司机，又或者是坐在车上百无聊赖的乘客，都会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

    对于医疗决策来说，充分而且详细的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并且解释患者病情，以及治疗手段可能存在的风险，不光是为了满足法律要求这么简单。在进行治疗前，取得患者的同意和患者家属的配合理解，这毫无疑问是对治疗本身有益的。

    然而，孙立恩和袁平安却根本没法向杨夫人解释他们选择的治疗手段内容。因为就连他俩都不知道，究竟要为杨建强做多少次放射才能遏制住弓形虫的进一步侵袭。

    “是这样的……”袁平安准备用模棱两可的话把这个问题糊弄过去，反正很多内容就算讲了患者家属也听不懂。他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治疗方案对患者有利，而且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案就行了。

    “具体要放射到什么地步，我们也不确定。”孙立恩却打断了袁平安的发言，彻底坦白了治疗方案中的不确定性。“他的免疫系统正在逐步复苏，而通过药物调整压制免疫系统的速度太慢。重新活跃起来的免疫系统可能会让他脑子里的水肿迅速扩大，并且出现脓肿。而由于脓肿病因的特殊性，我们也不可能赶在脓肿发生之前，就把那些会引发病症的原因解决掉。”

    杨夫人被这一连串的说明搞的有些头晕，她迟疑着问道，“引发病症的原因是什么？”

    “弓形虫。”孙立恩和袁平安异口同声答道，袁平安抢先解释道，“患者本人接受过骨髓移植，之后又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增加了他感染弓形虫的可能……”

    “并且，杨建强很有可能一直是弓形虫携带者甚至是隐性感染者。”孙立恩补充道，“而捐赠骨髓的志愿者并没有接触过弓形虫，所以他的骨髓所生产的免疫细胞并不能有效遏制弓形虫的感染，所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弓形虫广泛感染了杨建强体内的组织和器官。由于没有免疫系统攻击和威胁，弓形虫主要以转移感染为主。并没有生产对抗人体免疫系统的物质，所以并没有广泛的引发炎症反应。”

    “但是损伤仍然存在。”袁平安接过了话头，他对于孙立恩的诊断似乎一开始有些惊讶，但随着孙立恩的话，袁平安马上就意识到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病程。“患者的免疫系统在脑水肿出现后逐渐活跃了起来……”他没提免疫方案调整后，免疫系统抑制水平下降才可能是导致恶化的主要原因——虽然医生们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故意或者疏漏的地方，但这种事情不说的话，说不定就能免掉一次医闹。“而重新活跃起来的免疫系统被重新抑制，这需要大概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杨建强可能没有这十几个小时的功夫了。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通过伽马刀辐照阻止弓形虫进一步侵害周围组织，广泛出现的脑内脓肿可能会挤压损伤杨建强的大脑。这是会出人命的。”

    孙立恩看了一眼袁平安，叹了口气补充道，“但是这个治疗方案，没有过先例。以前从来没有人用伽马刀辐照，对人体内存在的弓形虫进行过辐照灭杀。我们目前能拿来参考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前，用于制造弓形虫疫苗而留下来的试验记录。”

    从袁平安的那句“损伤仍然存在”开始，杨夫人就开始了难以遏制的啜泣。等到孙立恩老实交代“从来没有先例”的时候，她终于情绪崩溃似的捂着脸，佝偻下身子痛哭了起来。

    谈话在抢救室的小会议室里进行，整个房间里只有孙立恩，袁平安和杨夫人三人而已。杨夫人这一哭，袁平安顿时有些慌了手脚。而孙立恩则一言不发，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

    孙立恩很同情面前的这个女人。她不年轻了，状态栏显示她已经三十三岁。本来应该是成家立业，正该为生活压力和孩子功课而头疼的岁数。但那些别人似乎避之不及的生活日常，却成了她眼中的奢望。她和丈夫努力多年仍然没怀上孩子，一次次的失败让她几乎成了惊弓之鸟，每次尝试着床前后，她都会因为哪怕一丁点不适而坐立难安。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几乎让她陷入了绝望的深渊里。

    30岁那年，她被确诊为抑郁症。

    抑郁症发作的时候，绝望，无助，觉得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她几乎随时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