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乱世风云对科技文化的发展有阻滞作用，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也蕴涵着许多新的发展因素。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产生了许多科学家，在数学、农学、地理学、天文历法等领域多有创新、成就裴然。

    1、数学方面的成就

    数学是我国古代科技成就最为显著的学科之一，圆周率的推算又是古代数学发展最显著的成就。

    魏晋时期的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为计算圆周率和其他相关问题建立起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计算方法。曹魏末年，刘徽撰成《九章算术注》9卷，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割圆术。《九章算术》说：“周三径一”，即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刘徽认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刘徽发现圆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时，多边形周长就无限逼近圆的周长，从而创立割圆术，他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刘徽从圆的内接正六边形算起，相继算出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至正九十六边形的边长，求出正一百九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的结论。后来，他又计算出圆的内接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即圆周率为3.14159。刘徽所运用的初步的极限概念和直曲转化思想，并提出了割圆术，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精确推算圆周率，这比欧洲早近一千年。祖冲之求出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提出其约率22/7和密率355/113，这在世界科技史上竟千年无人超越。

    祖冲之还著有《缀术》，并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祖冲之编制了《大明历》，首次测出一年的时间约有365.25天，于是《大明历》把岁差计算在内，并精确测定了交点月和木星一周天的时间，这是中国历法的第二次大改革。

    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过剩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不足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2、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农学成就当首推《齐民要术》。自古以来，我国就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很发达。据《汉书·艺文志》记录，西汉以前共有九种农书。《汜胜之书》是西汉农书，但已散佚，只能依靠一些农政书籍尤其是《齐民要术》的引文，人们才能得知该书的一部分内容。《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指导农牧业生产的完整农书。贾思勰的这部著作集中、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学成就，尤其是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生产经验。贾思勰治学严谨，“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最终写成了这部农学的科学著作。

    3、地理学的成就

    在长沙西汉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军用地图，这一时期的地图没有严格的比例，只能算是一幅“示意图”。西晋的裴秀认真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出《禹贡地域图》，“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在《禹贡地域图·序》中，他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著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之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人们称他提出的六项制图原理为“制图六体”。

    在历史、地理和文学方面都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学专著。东汉桑钦著《水经》，记载了137条河流。《水经注》补入一千多条，文字也扩充了几十倍，内容涉及面更广，其内容远远超出了河道、水文，包括了河道流经地域的历史变迁、经济状况、自然景观等诸多方面，而且文笔生动流畅。

    在地理学方面，佛教高僧法显的《佛国记》是第一部记述南亚和印度洋的著作。法显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旅行家、翻译家、僧人，是我国佛教界西行取经的先行者。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向西，涉流沙、越葱岭，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取得《摩诃僧诋律》、《方等涅经》等佛教经典。然后南下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得到了一些经籍。此后，法显乘商船归国，途中遇到暴风，飘流到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法显在当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再转乘别的商船去广州。不料途中又遇大风，商船桅断舵裂、随波逐流，船上水缺粮绝、陷入绝境。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这艘商船漂流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市崂山)南岸。归国后，法显南下建康翻译佛教经典。他还记述旅行见闻，撰成《佛国记》。法显对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佛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道教与佛教

    1、道教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寇谦之总结东汉张道陵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的教义，确定了“道教”的名称，尊奉老子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天师。南朝陶弘景吸收佛教教义，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道教筑炉炼丹、画符驱鬼、巫术治病，与佛教争夺善男信女。道教虽有迷信的成份，但是在长期的炼丹炼金实践中，道士当中也出现了一批科学家。

    陶弘景研究神仙，也琢磨炼钢。他编写《古今刀剑录》，记录了中国古代钢铁业的发展过程，包括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灌钢法”。

    葛洪(284—364)是晋朝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年青时曾在镇压农民起义的作战中立过战功，赐爵关内侯。后改做道士进入罗浮山炼丹。所著《抱朴子》，内篇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述“人间得失，人间臧否”。其中，内篇的《金丹篇》对炼丹法有明确记载。英国人、科技史权威李约瑟说：中国炼丹术是“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葛洪还著有《肘后救卒方》，提出了预防接种疫苗的方法，并最早对天花、恙虫病等传染病作了记载。

    2、佛教的盛行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由于其教规规定佛教徒出家要剃光头、不许结婚生子，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所以几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西域的神仙法术不受人们重视。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才兴盛起来。佛教盛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佛教盛行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社会原因。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的盛行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土壤。苦难中的民众不再相信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此生既然无望，只好把理想寄托于来世，希望通过信仰佛教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其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轮回”说认为：“身譬如五谷之根叶，神魂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之”。人死以后，其灵魂将在人、畜生、饿鬼、天堂、地狱中轮回转世。来生的命运则受“善恶报应”的原则支配。“轮回”说承认人的**必灭，但认为人死神在，通过生死轮回之后将会重生，这使得人们不再对现世的死亡产生恐惧。而“善恶报应”理论一方面驱使人们对今生的苦难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为来世的好运而努力行善。

    第三是统治阶级的原因。佛学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的主导思想是要求人们消极地顺从忍耐，在精神上麻痹人们，因而统治阶级将其作为思想上统治人民的工具。用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