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见有什么特别之伤害，因为就他们以后所生的小兔看来，并没有生而具残缺不全之眼者。”

    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颇“顺”，可以懂得的。但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了。一，“髓质之晶体”是什么？因为水晶体是没有髓质皮质之分的。二，“代晶质”又是什么？三，“透视外来的蛋白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原文能对，实在苦恼得很，想来想去，才以为恐怕是应该改译为这样的——“他们先取兔眼内的制成浆状（以便注射）的水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感应了这外来的蛋白质（即浆状的水晶体）而生‘抗晶质’（即抵抗这浆状水晶体的物质）。然后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怀孕之雌兔。……”

    以上不过随手引来的几个例，此外情随事迁，忘却了的还不少，有许多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过去，或者照样错误地装在我的脑里了。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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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②赵景深四川宜宾人，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在《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③杨晋豪上海奉贤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他在《社会与教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④《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的大型丛书，收入中外著作两千余种，共四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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