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毕竟就这么大个县城，没有什么地方是绝对安全的，一旦让张老师知道段红琴还活着，那我的计戈恐怕就泡汤了。

    杨老师的想法是最好能让她回娘家先躲一阵，但是段红琴娘家早已经没人了，杨老师又出主意，让她回自己娘家去躲一阵，但是段红琴坚决不去，因为一来她觉得人生地不熟的，不好意思打扰，二来杨老师娘家只有她父亲自己一个人，也着实不方便，商量来商量去，只好作罢。

    最后我提议让段红琴去我北京的家里先躲一阵子，她似乎也有些犹豫不决，但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也只能勉强同意了，但是她非得让我送她去北京才行。

    联想到她刚刚受了那么大的刺激，这一路上确实需要人来照顾，于是我便答应送她去北京。

    我当天晚上给家里打了电话，向父母谎称我这边的一个老师要去北京治病，没有地方住，想在家里赞住一段时间。父母十分开明，加上家里住房宽敞，便欣然同意。

    第二天我们就买了去北京的卧铺票，当天下午登上了去北京的列牟。

    杨老师前来送我们，两个不幸的女人在车站抱头哭成一片，俨然一对离别在即的亲姐妹一样，她们夸张的哭声和美丽的姿态引得路人无不停步注目。

    直到候车大厅响起了催站检票的声音，她们这才依依不舍的分开。

    杨老师将我单独拽到一边，小声叮嘱我让我早些回来，我心里明白，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由我在这里为她独当一面，此刻我突然离开，她觉得没有了依靠，所以也就没有了安全感。我答应她，送她到家以后就立刻回来。

    上了车以后，段红琴似乎将刚刚发生在她身上不久的不幸都忘掉了，她告诉我她这是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因此格外兴奋。

    她一路上不住的指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新鲜东西问东问西，一直到夜幕降临，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了。她又忙和着为我泡面，和我一起吃晚饭，让人惊诧。

    我有些晕车，不是很有食欲，但是她用心泡的面，我也不好意思不吃，便装出一副吃的很香的样子。

    吃了一会儿，我一抬头，发现她拿着勺子并不吃面，却一眼不咋的盯着我笑。

    “你怎么了？”我含着面语焉不详的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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