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事原则就是“笑骂由他笑骂，欢娱我且欢娱”。

    在这一段描写中，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下宋朝社会的市民生活风貌，同时我们也可看出，西门庆和社会各个层次交往过密，等看了后文，你更会理解这句话。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无赖、流氓，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在当时世俗标准下混得开的“成功者”，他的所作所为符合金钱社会的一般规则，他是商品经济时代的“宠儿”。他在人际交往中，不是仅仅靠着欺行霸市和为非作歹，而是非常有“手腕”，非常“大方”、非常“讲究”的。请看，他来桂姐家时，给了三两银子，给了架儿一两，给球员一两五钱，就按一两银子顶三百人民币计算，这种种出手也足够大方的了。

    但是从富人花天酒地的生活里，也能看出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他给了桂姐一千，给架儿三百，给圆社五百，就是说，他一晚上的花费就在两千元左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两千块也是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仅仅是他一掷千金的小证明，后面还有大手笔。这样他就和那些“越富越抠”的“葛朗台们”有本质区别，他用金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结果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者”。

    不过有钱人也分很多种，葛朗台那是一种极端表现，很多人花钱有规则和方法，这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无可厚非。在《红楼梦》中，王熙凤说过一句话非常耐人回味，叫“大有大的难处”，我们不要有一丝仇富心态，如果人家取之有道，当然这个道是正道，人家如何花钱是有道理的。

    相对来说，如果钱来得太容易，如果没有紧箍咒限制，如果出现像西门庆这样的情况，那么花钱的方式恐怕就要偏离轨道。西门庆的父亲给他留一笔遗产，然后他又把药业公司发扬光大，赚取巨额利润，就在一、二年之内，他又从李瓶儿和孟玉楼之处，得到了巨额的横财，并且是人财两得，你说他该有多么得意？这钱赚的多么容易？这样的钱不花岂不是罪过？

    什么样的钱花起来最潇洒？容易得来的钱。什么样的钱花起来不心疼？别人的钱。纳税人的钱花起来最最不心疼。如果是靠着智力和汗水得来的财富，我们应该绝对尊重，真正有内涵的财富持有者在花钱上是有严格规定的。

    纲：这一篇文章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宋朝的市井风貌，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

    纲：通过中国足球的发展来反思一下中国文化在传承中的弱点和失误。

    目：当时的足球和现在的有些不一样，一般是把六片“端尖腹阔”的皮缝成圆球（这种形状是不是有点像美国的橄榄球，按照笔者的推测，美国人剽窃了中国的专利权。）。如果在里面充上空气，叫做气球或者气毬，如果在里面充上轻质羽毛，就叫毛球或毛丸。西门庆众人玩的球是气球，相对于毛球来说，这应该是改良品种。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就叫“蹴鞠”，“蹴”有“踢、踏”的意思，“鞠”就是“球”的意思。当时玩球有个规则，就是球不能落地，这就好像现在踢毽子的玩法了。

    中国的足球历史源远流长。在《史记》的“苏秦列传”中，就提到过这项运动。当时足球文化最为盛行的地方是山东临淄，它在当时是齐国的首都，此时距离秦始皇统一只有一百年左右了。苏秦当时是想游说六国连横，抗拒齐国，他对齐宣王（就是让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能够混吃混喝的那人。）说，齐国地大物博，没有必要对秦国俯首帖耳，他当时说了一个情况就是“临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踏鞠”就是“蹴鞠”。）者”。这话主要是为了证明齐国国富民强。

    到了汉代，这项运动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应该是一项主流运动。有一个例子，也是出在《史记》上，在其“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名医淳于意给项处看病，千叮咛万嘱咐，“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可是项处不听，照常踢球，结果确实是吐血身亡。“狂热球迷”的疯狂由此可见一斑，汉代人对其热爱的证据也在于此。

    唐代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高峰之一，在足球器具和规则上，越发向职业化发展。

    而宋代对足球的重视更是不同凡响。有一个证据，非常能说明问题。在宋代有一个人由球星转行进入政治，虽然他个人的私欲得到了满足，但却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由此可见，足球与政治是两个领域，搞“政治足球”没有不失败的。

    这个人叫高俅。

    就是这样的足球历史催生出来的中国足球，真有一点对不起老祖宗，所以我们既要有一种崇拜祖先的传统心理，同时又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雄心壮志。

    在中国往往有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这个儿子如果不知道自重的话，往往愿意躲到老子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自己认为理所应当，也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也是老虎，看不到自己就是“狐假虎威”中的狐狸。所以我以前说过，我们中国人往往喜欢自吹自擂，说什么中国文化为世界奉献了若干。但我总是纳闷，为什么自己民族的东西非得让老外发扬光大呢？

    中国的文化是世界的，但唯独不是自己的，这是十分悲哀的。

    我们往往热衷于宣传四大发明。

    中国人发明火药，被人制成大炮，改良武器，回头屠杀中国人。

    中国人发明指南针，被西方人用来进行地理大发现，探索世界，开拓了政治视野，而中国皇帝夜郎自大，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主宰，只知道在自己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热心于政治斗争，喜欢做蝼蚁之雄。

    中国人发明纸张、印刷术，西方人用来普及教育，发展文化，中国始终没有社会教育，只有文字狱（控制思想喉舌。）、精英文化（卢梭写《忏悔录》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清王朝，当时清王朝正搞那些又臭又硬、死板僵化的八股文，而当时卢梭的语言已经可以和现代语言接轨了。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距。）和愚民政策（百姓越愚昧，越好统治。）。

    我们要有历史的同情，当时的统治者有自己的难处，也有人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只能有这种气度，但是唐朝文明也是封建文化，可是其兼容并包的气度让人乍舌。当时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高潮时“以万和十万计”（具体数字和出处我暂时查不到了。大家可以帮我查，我也继续查找。），现在有几个城市具有这样的宽容气质？

    我们不能轻易宽恕了中国的专制皇帝的专横跋扈和“奴才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包括中国的文化典籍，包括《孙子兵法》、《菜根谭》等，在中国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继承和重视，总是别的国家抢先开发，然后自己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讨一些残羹冷炙。据说当年商场上流行的“《孙子兵法》热”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真是太无知了。在两千多年前创作的《史记》中，其“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一个人利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成为了名垂史册的大生意人。

    他叫白圭。

    《史记》上说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我们读书和传播文化是不是关注这样的关节更有意义呢？两千年前就有的本土光辉思想，为什么非得由外国进口呢？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宣扬什么民粹主义，是说我们有眼无珠，自己守着巨大的精神宝藏，视而不见，却总想出去要饭，没有必要嘛。因为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才会有此感悟（有一句话，也要做个声明，民主思维我们必须融合西方智慧，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太过幼稚。我们中国人爱有门户之见，思维太过狭隘，只要是我们不足之处，只要不是依葫芦画瓢，只要能消化吸收，只要能据为己有符合自己的特殊性，在文化和思想上是没有优劣之分和门户壁垒的。我们学习大海吧，海纳百川，我们学习高山吧，高大巍峨，我们把自私狭隘的思维扔进茅坑里吧！）。

    光提先进个几百年有什么用？没有深度扩展和精度开发，再好的创意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要总沾沾自喜于这些屁话了。

    中国人小富即安、浅尝辄止的特性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如今的时代不允许你有这种小农经济时代的思维，尤其对于国家战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错过时代，那将是全体国人的巨大灾难。

    这是一种偏激的说法，但是有合理的成份（因为是边写作边上传，有些观点还值得推敲，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也是要到网上集思广益，然后再精益求精。不过这些都是我这十多年的思考，应该算不上信口开河，只能说有思维盲点。我以前就申明了，我的作用是抛砖引玉，引起您的思考。没有人的思想是千年不朽的，都需要就事论事、批判继承的，何况是我这种春草一般的小人物。）。

    我不知道我们在传承文化时，应该更关注一些什么东西，是关注名实之争，鸡毛蒜皮，还是关注本质内涵，大是大非？

    话题一转，包括对《金瓶梅》的认识和传承，为什么把它仅仅视为一本黄书呢？

    中国文化在传承当中究竟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要么是没有连续，要么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继承呢？

    我们一起来思考。

    从中国足球的命运和历史发展中，思考中国文化传承的命运，对于我来说，这是阅读此篇文章的大关节所在。

    中国足球成为了道具和攻击目标，敬请海涵。不过中国足球自有其他国家的足球不能取代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就是成为大家泄愤的目标。两个生人见面，骂一骂中国足球，马上就能拉近彼此距离，更有甚者，引以为志同道合。

    姑且认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是个真命题。那么中国足球的存在自有其“价值”。我们万不可等闲视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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