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被逼跳楼，趴伏在人家的院子里躲藏，这家主人是个姓胡的医生，他家里有个大胖丫头，来厕所里净手，突然看见一个汉子趴伏在院墙下，吓得她提起裤子就跑，大叫：“有贼。”胡医生听见叫喊，赶忙过来查看，认得这个狼狈不堪的男子就是平时耀武扬威的西门大官人，便说：“大官人，武二没找到你，把李外传打死了，如今他被押去见官，这次肯定是死罪。您赶快回家去吧，这回可躲过一劫了。”
西门庆谢过胡医生，摇摇摆摆回家了，一五一十地对潘金莲说了一通，二人弹冠相庆，以为再无后顾之忧。潘金莲劝西门庆多用些钱去贿赂官府上下，务必要结果了武松，千万别让他再出来了。西门庆又派心腹家人来旺儿，送给知县一副金银酒具和五十两银子，对其他相关人等也使了许多钱。只有一个条件，尽量把武二往死里治罪。
第二天，收受贿赂的知县大人完全翻脸，叫道：“武松！你这小子昨天无事生非，诬告好人，我念及旧情，已经再三宽恕你了，如何不知遵纪守法，平白无故又打死了人？”武松说：“小人与西门庆有仇，想要找他厮打，不料偶然遇到此人，他隐匿西门庆的行踪，我一时发怒，误把此人打死，我情愿抵偿这‘过失杀人罪’。只是希望您能主持公道，把西门庆抓住正法，为小人哥哥报仇。”知县道：“你这厮胡说，你难道不认识他是县里的差役吗？打死了他，肯定是你们之间别有隐情，如何又牵扯到西门庆身上？不打你，你如何肯招供？”喝令左右上刑，两边过来三四个差役，把武松放倒在地，噼哩啪啦打了二十大棍，打得武松口口喊冤道：“小人也曾不辞辛苦地为您效劳，您难道不怜悯我吗？不要折磨小人了。”
大家看，这就是小说创作中的真真假假，也能看出为了服务创作主题，作者不得已而为之，要进行一定的技术性处理。这是创作手法，不是主观主义。这也是我在创作《金瓶梅人物画廊》时借鉴的技巧，我这是再创作，不信大家可以看下去。
同样一个知县，在《水浒传》中是这样的：“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知县还有残存的人性，而在《金瓶梅》中，他完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被金钱俘虏的奴隶。
同样一个武松，在《水浒传》中是一个接近于天神的铮铮铁汉，基本不食人间烟火，一顿让人为之胆寒的杀威棒，他都不放在眼里。在《金瓶梅》中，区区二十棍，就让他鬼哭狼嚎，开口求饶，刚骨全无。这是两书的重要区别。
《水浒传》的人物是“虽出自淤泥，但还没被完全污染”的带有理想主义气质的，而《金瓶梅》中的人物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终究难逃“与淤泥同出一源”的现实主义无奈。也就是说，后者的人物更像普通人，后者描绘的社会更逼真。
果然，《金瓶梅》中的知县听了武松的话，更加恼怒，说道：“你这厮亲手杀了人，不知悔改，还如此倔强，撒泼抵赖。”他又命令道：“把他好好拶一拶（念攒。古时惨无人道的夹手指酷刑，也叫拶指。所使用的刑具叫拶子。）。”于是武松又被好好侍候了一顿，又用枷锁把他锁了起来，收入监牢，把酒保、歌女这些证人也暂时控制住。也有和武松要好的同僚，听他口口声声喊冤，都同情他是个义烈汉子，有心要帮帮他，可是又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被金钱堵住了嘴，也只好是“爱他在心口难开”，听之任之了。
在随后的审理中，一切都是走走过场，到狮子街勘查了现场，填写了尸检报告，把左肋、面门、心窝、肾囊等处都有青紫伤痕的尸检条目写清。因为要开脱西门庆，所以把事件的起因，只是定位在：武松与李外传分钱不均，武松酒醉之际，与之斗殴，拳打脚踢，使李外传撞跌身死。写好了文书，把卷宗报送到了东平府，它相当于区级市。清河县归东平府管辖，这种人命案子，需要上级做出终审审判。在审判之前，我们还是介绍一点背景资料。
杨万里有首名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一片碧绿的莲叶之中，红彤彤的荷花分外娇艳，在宋末、晚明的封建社会中，在以贪赃枉法为时尚的封建官场中，每个官员都像一片荷叶，放眼望去，乌黑一团，漫无边际，蔚为壮观，同样，这些连成一片的“官场荷叶”也直通天边——以皇帝老爷为首的核心统治集团。但是也有“万绿丛中一点红”，几棵“官场荷花”在风中摇曳，孤独地摇摆着。在“金瓶梅世界”中，只有两朵这样的“红花”，其中一朵就是东平府府尹陈文昭。
陈文昭，是河南人，是个极清廉的官员。他平生正直，秉性贤明。幼年时埋头苦读，长大后平步青云。心怀忠孝之念，常有仁慈之政。百姓黎民齐称颂，父老乡亲唱赞歌。
陈府尹听说有这样一件案子送来，赶忙就办公审理，先看了一下清河县送来的公文，只见上面写道：“东平府清河县，呈报人命案宗如下：犯人武松，二十八岁，是阳谷县人氏。因为膂力过人，被本县聘为都头。出差回来，祭奠亡兄，见他嫂子孝服未满，擅自嫁人，心中不快。当天，武松在狮子街的王鸾酒楼，巧遇李外传，向他索讨三百文欠款，可李外传不给。武松家事不顺，喝酒买醉，又见李外传赖账不还，一时意气用事，双方揪打踢撞，而后，李外传伤重身死（如果武松真要是这样杀的人，他基本就是扰乱治安地痞了。后文还会提到他，和《水浒传》的形象大相径庭。我们不但不要混淆历史真实与艺术形象的区别，就像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历史悲剧一样，也不要混淆两种艺术形象的区别，就像两个“武松”，一个是《水浒传》中的主角，一个是《金瓶梅》中的配角，因为社会客观环境和创作目的不同，肯定要有很大差别。我们不要总是带着定式思维去看待人和事，包括艺术鉴赏。），地方保甲及时控制了现场，有歌女牛氏、包氏和酒保王鸾作证。武松斗殴杀人，罪责难逃，其他人等一概无罪。恳请施行。政和三年八月，知县李达天、县丞乐和安、主簿华荷禄、典史夏恭基、司吏钱劳。”
陈文昭看完了公文，把武松叫到面前，问道：“你为何要打死这李外传？”武松一个劲儿地朝上磕头（这种形象都是小人物形象，《金瓶梅》中的武松硬气不起来。），说道：“青天老爷！此事别有隐情，您允许小的说，小的才敢说。”陈文昭道：“但说无妨。”武松这才把西门庆如何先奸后娶潘金莲，并在此期间踢伤武大，进而如何谋害哥哥，自己如何到县中告状不被受理，前后细节详述一遍，接着补充道：“小的原本想为哥哥报仇，因此寻找西门庆厮打，不料李外传通风报信，我一时气恼，这才误伤了他。确实是小的含冤负屈，这才无法控制情绪。如果我要是能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我也不会出此下策，怎奈西门庆钱大，法律奈何不了他。小人死不足惜，只是想起哥哥武大枉送性命、含恨九泉，小人死不瞑目。”
陈文昭又详细地审问一番，认定武松所言不虚，这才把清河县的司吏钱劳（我猜测，谐音应为“钱痨”或“捞钱”。）叫了上来，痛打二十大板，说道：“你们知县大概是不想做官了，为何要如此徇私舞弊？”于是，把其他证人又审理一番，做了笔录，并对左右说：“此人为兄报仇，误打李外传，也是个有义气的汉子，和平常的杀人犯不同。”叫人把重枷打开，换了一副“轻罪枷”锁好，押到监房，其他人也被要求随传随到，接着，向清河县发出公文，要擒拿豪恶西门庆、潘氏、王婆、郓哥儿、何九，重审此案。武松在东平府监狱里，没受虐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条好汉，狱吏也没有勒索一文钱，反而给他酒肉吃。
这个消息早就传到了清河县。西门庆是“编外官员”，同样能得到消息，他慌了手脚，因为陈文昭是个清官，他不敢再写“钱能通神”那篇论文。无奈之下，央求自己的亲家陈洪想办法，最后出现的结果还是，西门庆派心腹家人来旺（摆平潘金莲谋夫一事，基本是这个家人一手操办的，可是他后来差一点死在潘金莲手里。）星夜赶往东京给陈洪的亲家杨提督送信，杨提督转求蔡京，蔡京怕事情真相大白后，清河李知县的名声受损（李知县曾经让武松上东京，把自己的积蓄送给亲戚朱勔保存，朱勔和蔡京是一丘之貉，按常理推断，蔡京和李知县的关系也应非同小可。因为在中国，人际关系有时就像瘟疫一样，传播很快。），就写了一封密信给陈文昭，让陈文昭网开一面，不要提审西门庆和潘金莲。
这个清官陈文昭不知为何“出淤泥而不染”，原来他是贪官蔡京的门生弟子，他又看杨提督也是一个实力派政客，有这样两个人说情，他也只得顺水推舟。他认为武大已死，尸骨无存，无法重新检验，事情到此为止吧。但是陈文昭对武松还是手下留情了，免了他的死罪，脊杖四十，在其脸上刻下两行金字，刺配两千里充军。当天，武松与两个公人离开东平府，回到清河县，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送给公人当盘缠，并请求邻居姚二郎看管迎儿，说道：“如果朝廷恩典（在《水浒传》中，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在那里是快意恩仇。看完后文就知道，他在这里如此说是留有伏笔。），遇赦回家，一定重报恩德。”左右邻居认为武松是个汉子，只因命运不济，遭受此难，大多送他些银两、酒食。武松料理完家事，踏上去往孟州之路。
至此，《金瓶梅》情节基本摆脱了《水浒传》的束缚，开始正式进入“金瓶梅世界”。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点点思考。
思考陈文昭的为人和无奈。
大家一定记得《红楼梦》的第四回叫“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葫芦”是“糊涂”的谐音。《红楼梦》中第一奸雄贾雨村踌躇满志，想要大展身手，刚刚到任，就接到了一桩人命案件，无巧不成书，这里面牵涉到自己的两个恩人。一个是受害方甄英莲，也就是后来大观园中的香菱，薛蟠的小妾。她从小被拐卖，如今又被拐子一女二嫁，先是被卖给了原为男同性恋，如今准备改头换面的小乡绅之子冯渊（谐音“逢冤”），接着又被卖给了呆霸王薛蟠。薛蟠一直是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双方发生争执，他不由分说，大打出手，打死冯渊，抢走香菱，扬长而去，只留下家人料理后事。而贾雨村在第一次被免职后，成为林黛玉的家庭教师，靠着林黛玉的舅舅贾政，重新得到官职，偏偏贾政老婆王夫人的外甥就是这个薛蟠。
而香菱之父甄士隐，在贾雨村最为穷困潦倒时资助他大笔金钱去京赶考，所以说，贾雨村是在公道与情理之间要做出选择。他刚开始听到此事时，也是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来的？”这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官员应有的形象。可是后来在手下拿出“护官符”，并点明杀人凶手和其恩人的关系后，就犹豫不决了，手下又搬出了“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等大道理开导，最后用因果报应使人命案不了了之，只是让薛家多赔偿银子而已，接着又给贾政写信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而陈文昭就是《金瓶梅》中的贾雨村，两人同样虎头蛇尾。
蔡京作为一个官爵显赫的朝廷大员，为一个县城里的市井无赖讲情，只要稍微有点人情世故的都知道，这就是关系和金钱的作用（《史记》当中讲一个故事，汉武帝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要把天下的富豪都迁徙到茂陵——他的坟墓——附近，当时有个最知名的侠客郭解，虽然家贫，可是因为树大招风，也被列入迁徙名单，他走卫青的门路向汉武帝讲情。卫青认为郭解家穷，不应该列入名单，汉武帝说：“能让大将军讲情的人，肯定不穷。”同样道理，能让朝廷一号大员为一个恶霸讲清，这肯定是金钱的力量。）。为什么单单要免提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是欲盖弥彰。《金瓶梅》作者还有几句诗赞美陈文昭：府尹推详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心赞美。
同时也要承认，一个清官只能做到如此地步了。
我们也要对他施加“历史的同情”，可能有这种同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要在封建官场里混生活，总是会有无穷无尽的情非得已。武松毕竟是杀人了嘛，能减免武松的死罪也属不易了。我们不能只从感情和同情角度看，还要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从个人感情上看，武松有一种正直的品性，值得我们同情和赞扬，可是从法理和理性的角度来看，武松的行为不值得在当代赞扬。那只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如果要是像在《水浒传》中，顺利“斗杀西门庆”倒不失为快意恩仇。可是这种想法多少具有理想主义。
朋友说，我有英雄情结，确实，我没有英雄之气和英雄之志，但是对那种超人魅力十分崇拜。
但是我的心情又极其复杂。
我希望中国以后再也不需要英雄来拯救这个世道。凡是英雄出现的时候，都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时刻，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的称号往往是用千万百姓的鲜血染红的，是用痛苦的泪水浇灌出来的。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作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津津乐道于英雄豪杰纵横驰骋的故事，往往忽略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剧，不用说，死得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有这种思维，不影响我们得到一种纵横捭阖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