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学术素养极低，在此，我就少谈或不谈学术问题，而是以我一以贯之的看书和创作方法，用人物性格分析来汲取对我们更有裨益的社会和人文价值。与对《红楼梦》的研究一样，在《金瓶梅》研究中，也有许多“索引派”，就是说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品内容上，不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维，探求人物性格和故事所蕴含的社会真实，使我们真正得到一面可以映照全身并能透视灵魂的魔镜，偏偏把主要精力和黄金时间放在一些捕风捉影的影射上去，这些也有十分必要，但不能把它当作全部。如果说把主要关注点全部放在细枝末节上，就有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之嫌。这种思维是我一贯反对的，只是人微言轻，一直不受重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思维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向别人推荐《红楼梦》时，我一再告诫对方，要关注文本内容，把它当成语文书也不过分。比如说，在创作《史记之魂》附图时，我为了考证“少昊氏与黄帝的关系”，花了大量的时间，我认为意义不大，可又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必须这样做，这是创作者的矛盾和悲哀。我读书喜欢“观其大义”，这可不是“不求甚解”，而是关注最鲜活的元素，吸纳并使之成为我的精神食粮，用来指导实践。

    在中国，文学一般有三种形式：民间文学、文人文学与市民文学。《三国演义》是评书、演义和小说等民间文学之代表，《红楼梦》当为文人文学之典型，而《金瓶梅》无疑是市民文学及世情小说之冠冕。由于中国现代国民教育起步较晚，普遍国民素质、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较低，各类文化工作者更应承担一些普及文化的工作。在自身做了详尽和比较正确的调查研究之后，深思熟虑，让自身的作品起到一点积极意义。个人力量微乎其微，但若众志成城，应该还是会对国民素质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

    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前，把中国这个标本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何止成百上千次，虽然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研究《金瓶梅》是日本研究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国家战略课题，但是从“日本是外国社会中最早最系统研究《金瓶梅》的实践”来看，日本是把中国人研究透了，比我们自己都要清醒得多。也就是说，我不妨进行合理推断：《金瓶梅》是日本人研究中国人的重要参考资料。而我们中国人却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或者成为寄托自己卑鄙的非分之想的载体而已，津津乐道于西门庆的风流韵事，更多的是艳羡和对自己成不了西门庆的不满。

    这是最大的国民性悲剧。

    中国人就愿意在一些不切实际、鸡毛蒜皮的名分（讲究名分没有错，可是不能喧宾夺主、吹毛求疵。）小事上纠缠不清，总是失去其最为珍贵的研究意义。不知道自己的经典常常成为外国人制约中国人的最犀利精神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中国人总是自吹自擂，说自己的东西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精神财富。可是种种迹象表明，好些东西确实是世界的财富，但绝对不是中国的财富，因为我们尽管享有专利权，但是使用权在他人手中。中国有个伟大的成语叫“暴殄天物”，意思是“残害灭绝天生的自然资源”，类推一下，我们如果仅仅因为一点性描写，就把这天赐的礼物束之高阁，不是暴殄天物又是什么？不管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请先生们先休息一下。不怕争论，真理越争论越明晰，就怕不分青红皂白，挥舞着道德大棒的文化“权威”们，叫嚣着，在没有分清善恶男女的情况下，兜头就是一棒、一棒、又一棒……直到对方七窍流血、彻底断气。临走之前，再